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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司治理困境-台灣當責詐騙文化的反思(一)

文 / 侯武勇教授
【台灣法律網】


侯武勇〔1〕

摘要

固然法律總不外乎人情而微罪不舉,但輕諾寡信就是詐騙行為。被當代經濟學家所樂於認同的全球法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和課/當責管理(accountability management)抽象概念,源自於企業產權結構與社會衝突變化的需求。習慣成自然;美國歷史建構企業當責文化(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的經驗隱約說明:公法人參與操弄債信回旋鏢(boomerang)失控的損害並非偶然。類似疑懼TBTF(Too Big To Fail)變相勒索效應,2008年美國公法人在7大銀行破產後便監控了90家問題銀行。2011年,為了快速蒸發掉龐大外債,譽稱法人治理標竿的美國政府更兩度大舉印鈔救市,進而被債權國家公認是不負責、不道德政府和全球經濟寄生蟲!〔2〕 在「應負責卻不負責」情況下,研究體制外的法人治理、自我當責、企業自律等學說已然形同行銷跨國詐術思想的莊嚴桂冠。由於任何法人的稱職代理人必須具備善良管理(good manager/good administrator)的基本條件才行,因此在不誠實卻又被信任(無誠有信)的前提下,如果宣稱法人治理貴在興利,那麼就算能證明代理人稱職,其興利手段未必合法。反之,代理人除弊雖然合法稱職,但也未必就是興利保證。其次,本文所稱詐騙,係泛指廣義不誠實行為:包括情節輕微的蓄意不當隱蹣,和嚴肅的假性財產犯罪(Fake Property Crime)、各式金融詐騙。再者,誠如國家官員的言行必定代表政府公法人信譽形象,企業代理人行為也將決定私法人商譽品質優劣。公司治理和當責口號的流行時尚,明顯暗示全球社會大眾已對法人代理人詐騙免責困境現象的長期普遍不滿與無奈回應。更容易讓人們困惑不解者,這種源自美國百年歷史發展的法人思想與責任感自律口號,怎會變成全球黑心企管思想的廉價遮羞工具和除罪化制度?透過歷史反省,將會瞭解,包括諸如台灣國營公司油電雙漲議題在內的「法人當責詐騙文化」因果邏輯。

關鍵詞:善良管理人,負責,守法笨蛋,反智主義

壹、全球詐騙管理背景

俗諺人言為信者,仍不外強調童叟無欺的誠信行為。甲骨文「信」字的出現說明早在西方羅馬法虛擬法人桂冠之前,誠信(honest credit/good faith)早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識基礎。如果抽離誠信,類似同類相殘的流血戰爭社會災難都將應運而生。〔3〕 有鑑於此,西方文明遂公認「法律是道德底線」和傳統簡便制約工具。大膽假設,倘若撇開法人外衣而直接依法查究自然人行為責任,也許就根本沒有所謂權責模糊或浮報虛編、詐欺免責等犯罪升級問題。因為在誠信原則下,即便是口頭承諾(負責),也應該勇於承擔法律責任,如此一來,試問,泱泱法治大國市場,那又怎麼可能屢屢發生企業成員與銀行聯手違法圖利的官商勾結醜聞?

無論事前倡導企業自律或事後追究企業責任,其實都意味著當下所亟待解決的「言而無信」不負責問題,由於不負責結果與詐騙行為相同,並且只有透過法律正義制約才可能減少類似犯罪或暫時杜絕。以此類推,則大至國際社會小至家庭,任何法人組織,除非集體積非成是認同詐騙文化,否則只要體制內已經擁有具體實踐「負責到底」的組織文化,也就不需要再浪費人力金錢去購買任何類似道德勸說功能的體制外虛構時尚概念(譬如企業自律、責任感)。

由於「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的故意詐騙刑責要件明確,因此,蓄意欺瞞的損人利己行為(譬如,破產法的詐欺破產),通常也要承擔民事侵占、背信、債務不履行的賠償責任,差別可能只在於是否被舉報,以及執法公信。換句話說,社會成員被詐騙人數愈多,穩定公序良俗的信任半徑就相對縮小。由於民選政府為人民服務乃責無旁貸(但必須合法而非無條件);因此企業提出「政治要為經濟服務」的說法也就似是而非,頗值商榷!事實上,創新活動爾虞我詐,包括國際政治關係在內,五花八門的廣義跨國詐騙活動早已蔓延全球有如公開秘密。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災難社會學(sociology of disaster/disasterology)、災難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disaster)的興起不但一葉知秋,諸如上世紀渾沌理論(chaos theory)概念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詮釋也早就無所不在。就像紙總包不住火,標榜體制外公司/法人治理思想不但能夠暫時美化企業形象,不稱職代理人也可藉此將個別行為人責任予以「法人化」(incorporation/corporatization)或公司化。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照現代破產式債務清償、銀行會計呆帳(bad debt)的制度化,豈不也代表各國公法人早就認同私法人(企業)詐騙密集犯罪的精緻化、普遍化、全球化?無怪乎,連國際知名的美國右派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2011年都公開痛斥:

「公司欺詐正在全世界氾濫,而重災區正是已開發國家。那些被認為『治理良好』的國家,貧困國家政府可能接受了更多的賄賂,存在更多的違法行為,但為非作歹最甚的跨國公司可都是來自已開發國家。」〔4〕

公司治理與法人治理或董事會治理有時雖可通用,但在嚴格定義上仍有層次之別,經常容易混淆。〔5〕 因為廣義法人也包括公法人,但公司治理卻多半只強調統治(governance)位階的私法人,亦即企業董事會與股東會之間的產權委託代理關係。有關董事會治理論述甚多,但這種高階政策管理卻和執行面向的管理界限十分模糊。倘若高階成員彼此誠信不足,這種類似官衙董事會的「病態官僚化公司治理」制度,不但容易讓企管成本陡增陷入危機,更已被確定是政府長期介入公司管理運作的一種錯位現象(高明華,2011)。殊不知,現代渾沌理論推演的蝴蝶效應如影隨形,無孔不入。責任法人化加上代理人不稱職,長期縱容詐騙輕罰的代價,則是換來一個個無法逆轉的國際黑心管理和黑心社會,以及加速危害地球生態環保的人禍災難。然而,沒有原告就沒有被告,詐騙犯罪之所以能持續發展並且危及國際社會亂中有序的穩定,原因就在於:盛行詐騙時尚的主要病態思想通常來自於公法人的法律失靈和私法人失靈。換言之,任何官災或類似守法笨蛋文化的社會災難,其建構者必定是政府企業的不稱職代理人而並非沒有行為能力的法人傀儡。基於程序正義,許多司法案例,都是抓到騙徒人贓俱獲,卻因為沒有被害人出面指證而不得不繼續讓騙子逍遙法外!俗說政治乃高級騙術並非空穴來風,它似乎暗示,黑心統治仍肇因於管理詐騙。果真如此,則企業法人(corporate)不但是代理人「傀儡」,”governance”也類似美化私部門不稱職管理亂象或官商勾結自肥的白手套。〔6〕 為此,大陸學者朱偉一便索性將法人與公司屬性、定位都一切為二;前者強調公法人屬性:

「嚴格說,法人治理與公司治理的意思並不一樣,法人治理是中國特色,指公司的管理需要『政企分開』,要將企業作為法人看待。法人(企業)有其義務、責任,也有其權利,而公司治理則涉及公司內部公司管理層與公司股東之間的鬥爭,涉及管理公司方面的責任和標準。」(朱偉一,2002)

問題關鍵若隱若現:不稱職的企業代理人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想用傀儡頭銜或體制外手段來解決(或避開)體制內的法定責任而已。為凸顯道德理性,本文將以「法人」(artificial person/legal person/juridical person)泛稱企業、公司。〔7〕

公正執法素為企業管理所信賴的市場規律,因此追求法人治理、責任感等體制外道德勸說思想,已公認為跨國推動企業董事會制度典範,甚至納入國內法。問題是,目前早已被片面要求套用西方勞工董事、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制度的台灣國營公司和上市上櫃金融機構董事會,〔8〕 實施迄今又何曾取信於廣大「泛股東」(stakeholders)?譬如,在「使用者付費」和「以價制量」桂冠加持下,每當台灣國營油電大漲,就算不滿通膨剝削的消費者、泛股東出面抗議,主管機關和國營董事會又何曾在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就難怪,連曾任國營會執行長、中鋼董事長的王鍾渝都直言:國營事業經營績效不好,完全是政府造成的(沈明川,2012)。換句話說,公法人帶頭闖禍的除罪化負面示範,才會讓投入低違法成本的黑心企業詐騙文化,從此如魚得水!〔9〕

一、官商法人代理不稱職的負面示範:台灣油電雙漲的時機和體制外無薪假現況

(一)台灣國營公司油電雙漲時機的論辯

從全球網頁資訊得知,台灣國營中油台電公司也同樣奉命推動所謂的公司治理方案,並且編列預算投入可能混淆或封存現行法規的風險成本,以便倡導體制外的美式當責管理思想。按照自由化市場國際慣例,台灣模範油電公司既然依法企業化執行調漲油電售價,政府原本不該被民眾質疑帶頭闖禍誘發民生通膨災難,或發生朝野民代及全國消費者為此不滿,進而嚴加指責「營利企業」內部營運管理不當的荒謬現象。結果,此一肇因於代理官員(包括國營董事會成員)不稱職所引發的重大民怨事件,卻已經讓公法人模範的中華民國政府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貽笑國際。譬如,官方應否「為帶頭調漲民生油電售價誘發通膨負責」焦點,雖已擴散為更複雜吊詭的全球經濟三化政策(自由化、民營化、市場化)話題,但即便如此,1980年代至今,30年來面對「官股過半」的國公營事業董事會運作現況,究竟主其事者或參與立法執法守法的台灣國會、府院、企業董事會成員,是否曾經為此承擔專業代理人的法律或道義責任?抑或的確「今是昨非」:由於當年決策有重大錯誤,所以才必須「知錯能改」?

從金融海嘯後歐美大型銀行陸續被官方收歸國有事件來看,所謂信仰「民營化乃大勢所趨」說法已風華外再。國營公司應否移轉民營問題,〈中華民國憲法〉和法律不但早有明文規範,並且隨時可以被依法修正或廢止。關鍵在於,目前政府也並未指定中油台電公司是國家「專供示範事業」(所以才要它們企業化去賺更多錢),卻又始終要求中油台電執行政策虧損任務。依法,企業化的中油台電公司除了必須與民爭利以便負責「發展國家資本」,官股更可隨時撤換不稱職的董事會成員或經理人才對,所以它並不存在執行非企業化的「便利人民生活」任務。何況,普遍處在國內外「店大欺客」現實下的消費大眾,理論及實務上雖可抵制,卻無權去干預或對民間企業的內部營運管理問題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除非輿論撻伐或由司法檢調、公平會官員、消保官出面)。事實勝於雄辯,解嚴後,台灣淺碟式民主選舉活動頻繁,政治經濟文化的畸型發展過程亦逐漸伴隨諸多非理性衝突和矛盾脫序現象,雖然,台灣社會早已經出現一種類似「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論點所批判的官商詐騙文化,但又似乎有脈絡可循。

有別於1981年蔣碩傑、王作榮的國家經濟政策嚴肅論辯,和1998年的後盛頓共識(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性反省,諸如2012年4月政治評論家南方朔筆下的「恨鐵不是鋼」;前立委趙少康更認為「公營事業是社會主義和共產制度產物,是「沒效率」的代名詞…國營公司績效不好乃制度使然」,進而主張及時民營化,別無選擇的批判觀點,固有所本,但他們都避開了本國憲法與相關法律條文規範,以及「公民社會貴在實踐法治理性」的常識判斷。為此,林建甫、劉明德等國內學者也紛紛反對油電公司被民營化。〔10〕

「有法不行,與無法同」;理論上,中油台電公司雖必須用企業方式經營,但實際上,卻被嚴禁比照民營公司自訂油電市場售價,甚至必須凍漲,否則就會面臨有如全民公審或被隨興羞辱(除非民富官貧,或經濟景氣大好)!既定的英美式重商輕勞政策,加上貧富差距的快速拉大,於是乎,相對剝奪感的社會矛盾情況遂日趨嚴重。更麻煩的是,明知台灣社會長期都受到國際經濟霸權的微妙制約和民粹選舉文化的負面影響,油電雙漲前,政府公法人和民間輿論不但投鼠忌器並且選擇性依法行政,長期要求早被企業化的中油台電集團必須執行由預算補貼虧損的「政策任務」,但每次調漲後,卻都必定會被朝野再套用民營企業標準來算總帳。譬如:只要油電調漲,大家就會同聲斥責中油台電員工為何不共體時艱、或自動取銷一些微不足道的福利待遇?

「不教而殺謂之虐」,古有明訓。問題是,府院此番突然大漲油電價的主要對象,卻不是針對那些倚靠長期廉價破壞國家生態環保手段致富的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貴族,而是包括勉強糊口的八百萬家庭民生油電用戶!
然而數十年來,無論官方公法人、國營董事會、朝野輿論,卻始終很少見到官員(法人代理人)出面向社會釐清事實真相,因為既然國營油電糖水公司被特別指定為專供示範事業,那就不必執行「藏富於民卻註定虧損」的政策任務。同理,如有不當虧損或管理弊端,除了任何不稱職國營董事會成員應該依法比照民營公司由股東會及時被撤換,企業化的中油台電公司當然要自負盈虧並且「該破產就破產」才對。現況則是:國營油電公司雖因政策虧損由預算補貼但仍遭社會責難,因此府院及官股才不顧引發本國通膨帶頭油電雙漲,要求中油台電回歸企業化繼續發展國家資本。此一昨是今非的轉變,就更令人好奇:上述政府公法人的相關代理官員和國營油電公司董事會成員,以及當代朝野精英們所營造的公共輿論,究竟是否都已經各自善盡「應注意義務」?

回想在法人傀儡掩護下的美式當責概念,就更為有趣。一般認為,法人治理學說仍屬偏向企業自律的道德勸說而非概念創新,〔11〕 它原本就是希望代理人能夠完全負責確保組織利益的「準利他主義」思想,並且由代理人完全操控法人。這種藉代理公司或企業名義套用「體制外」當責文化口號下的非法「自我責任制」權利濫用行為,就像是先故意花錢請鬼開葯單,然後再把責任都合理推給公司或上述體制外的企管顧問(商品),以便假公濟私後能夠順利金蟬脫殼。

美式當責用語的套用流行,也證實了詐騙文化早已散見全球政經社會(包括美國本土及台海兩岸社會),以往華人原本「童叟無欺、負責到底」的普通常識和傳統美德不但被國際組織和專業霸權所封存,更變成此前黑心官商「違法有理」,和混淆類似「正義被控訴」(Justice Accused)下的免洗筷!比如,在生活現實中就並不存在完全競爭市場,更沒有所謂的百分百自由市場。誠如台灣現況:明明油品早已自由化,卻讓民營台塑賺翻,中油奉命慘賠後還必須每年乖乖接受全民公審,或被政客以米虫、肥貓譏諷。

歷史教訓總是容易被健忘。其實國家管制的功能不但早就無孔不入並且會不斷配合自我修正,因此,市場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alism)和反對國營化的悲觀論者都認為:只要完全自由化、民營化,所有國營事業無效率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的浪漫論述,卻對早就客觀存在的國家希特勒/領袖原則(Führer Principle)事實,顯然故意視而不見(詳本章後段)。〔12〕 有關公法人及國營產品售價調漲決策背景(詳第三章附表2)。

根據本國法律和自由市場邏輯來分析:如果是一家企業化的民間公司,那麼除了公平會、消保官、勞委會有權要求調降產品市價外(或司法裁判),誰有權要求該企業降價或扣減員工待遇?淺顯易懂的例子還是莫過於目前荒謬的台灣油電價漲跌事件。譬如每年朝野雙方對國營中油公司與民營台塑公司的油價漲跌雙重批判標準,不就等同「用選票綁架政策」然後再進行「劫貧濟富」換來「作繭自縛」惡性循環?理想與現實必有反差,追根究底,法律手段還是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反之亦然。答案顯然源自於當年公法人為追求企業化理想,而毋寧誤導民意去推動當代全民叫好的油電「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新自由主義政策,關鍵是:主政者好像從未真正負責指導社會輿論,尤其政府官員與國營董事會成員往往投鼠忌器,寧願以拖待變且戰且走,也不願依法負責到底!至於原應比照企業盈虧自負,並應將國營董事會不稱職成員及時解任的基本法律常識,則多被選擇性封存或僅供參考!譬如:面對與國營公司競爭的台灣民營油電企業,消費者難道敢用同一標準去要求民營台塑公司降低產品售價?或者對法定民營企業內部管理問題說三道四?諸如以上油品價格自由化美夢,事實真相一旦被還原,參與誤導主流民意的媒體專家、政客固然受到本國憲法言論自由保障,但國內原可用於生產的龐大寶貴人力物資和社會成本卻也因此被白白浪費掉,甚至於為配合政黨偏好而積非成是,故意全面混淆視聽 (詳本文結論之三)。

不分政黨顏色偏好,回顧曾被謔稱「拐票邏輯」下的美式民主選舉所伴隨的國營油電凍漲正義爭論,與漲聲響起後的民生通膨結果兩相對照,將會發現這不但是被選民自己所決定的社會災難,也是結構性的另類「公法人當責詐騙文化」現象。文明社會,卻總是重複上演著容易讓人們健忘的集體悲劇:包括獲利財團在內的台灣偉大選民,想想是誰在當年授權國會民代立法?是誰要求官方推動全面解除管制的油電自由化、民營化、市場化、企業化政策?其實,一切的一切,最後還是要由被詐騙的千萬全民共同概括承受!

「經濟評論者馬凱認為,政府規定,中油每年要上繳一定的法定盈餘,前年與去年的目標盈餘分別是124億元與101億元,中油據此決定油價高低;另一家煉油企業台塑化再跟進獲利。政府規定中油每年上繳一定金額的法定盈餘,讓中油擁有合理利潤,間接讓另一家煉油公司台塑化享有『不合理的利潤』」,由於國內油品市場是寡占,消費者只能被迫接受中油與台塑化開出的油品價格。…目前國內油價制訂機制有很多荒謬之處,最重要的關鍵是沒有將環境成本反映進油價中,多用油的消費者沒有多繳錢,石化公司則享有不合理的超額利潤。…目前中油與台塑化生產的油品,分別有約一成八與七成外銷,外銷賺錢、內銷賠錢,代表台灣汽柴油供應已是供過於求,且台灣油品出口價格低於國外販售的價格,但是煉油造成的環境成本卻是國人承擔,馬凱直指,這是政府放任石化企業賺不合理的利潤。」(參閱記者王茂臻報導,2012年4月2日《聯合報》)

鑑往知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80年代為了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凡是接受官方補貼的國營公司向來都被視同全球化資本主義陣營絆腳石和強大天敵。從歐美金融災難、美牛事件的理性觀察將不難體認中華民國府院所承受兩難壓力。因此,公法人及官股油電董事會所帶頭漲價粗暴行動非但其來有自,如果再回顧去年公法人、部分企業被輿論詬議的台灣無薪假詐騙邏輯,就並不意外。

(二)暫時被轉移焦點的法人詐騙風向球:體制外的台灣無薪假現況

「違法就是缺德」之說既然來自「法律乃道德底限」鐵律,違法營利行為才被公認不見容於國內外社會(詐騙文化地區除外)。以目前已被輿論轉移焦點的台灣企業無薪假為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詐騙技巧豈不會與時俱進(類似犯罪升級)?〔13〕 這種類似血汗工廠的黑心企管比濫文化其實並不陌生。就像美國歷史也必須承認:1944年,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所推動的憲法修正第二權利法案(A second bill of right)內容確實強調「人民應該擁有「獲得實益並『有薪資工作』的權利」(The right to a useful and remunerative job)。但是如果沒有配套救濟補償措施,那麼虛擬的美式暫時解僱(furlough)或像已遭廢棄的日本「一時歸休」永業保障口號,〔14〕 無薪假(no-pay leave / furlough)就是一種被法人名義(董事會)撐腰的「按件計酬」臨時工制度。比如部分跨國企業會混淆國內勞動法令而把「留職停薪」誤認為無薪假。〔15〕 回顧2008年迄今,中華民國富商靠大放無薪假降低成本而獲利(或暴利)的廠商,就沒有一家願意承認:部分理由必須歸功於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對雇主的長期有效保障,以及原本就應該按月發給員工卻被A掉的「帶薪休假」工資。最後真正賺取這筆扣薪假工資的自然人當然還是精明的雇主!然而,受到本國扣薪假法令限制,無薪假卻也形同以法人名義公開收取「資遣黑名單」的可觀保護費。2011年底,民間不惜重金(數十萬美金起跳)聘請2010年經濟學諾貝爾獎主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來台演講,順便讚揚中華民國企業的大放無薪假行動。姑不論此舉是否發揮諾貝爾獎主加持效果,悲哀的是:台灣不但根本沒有美國「暫時解僱」慣例或由官方代收專款再配合休假天數來替雇主發放暫時解僱工資的相關法令,更沒有代位清償概念的「工時帳戶」制度。〔16〕 

貧富懸殊向來是造成社會不正義的元凶和重要推力。或許台灣社會沉迷追求美式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企業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理想,在「假設」企業雇主都誠信守法的前提下:廠家每逢景氣不佳獲利減少,朝野菁英多半認同企業董事和監察人默許「違約減薪」的降低勞動條件行為(當然政治選舉除外)。不容否認,2008年迄今,台灣社會輿論仍普遍認同「減薪總比裁員好」,或鼓勵低薪勞工共體時艱,接受無薪假待遇的「似是而非」說法。〔17〕 除了「為富且仁」的人道主義企業家甘願將心比心,那些年年荷包滿滿的廠商偶爾碰上短期訂單驟減虧損,守法員工就必須面臨「配合公司」減薪或待命資遣(discharging with severance pay / layoff)兩難決擇。至於法人如有變更工時或降低員工勞動條件的需求,台灣〈勞動基準法〉(如第11、36、37、38、83條)、〈工會法〉也早有配套作業程序,試問:作為法人代理的政府官員和企業董事會成員、經理人又豈會不知?〔18〕

二、任何法人制度也都來自人性偏好

連彼得•杜拉克(Peter.F.Drucker)都再三提醒「管理就是人性、文化,絕非『不涉價值』的科學」(杜拉克,1974)。因此,就算為迎合市場創新需求而兜售類似黑心商品賺取暴利的黑心管理病毒思想,最後仍難逃人性化社會制約。例如2012年1月26日《紐約時報》就揭發為蘋果製造、生產的代工廠如何壓榨員工,〔19〕 以及蘋果是如何視而不見的內幕:

「報導指出,過去10年,蘋果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規模最大、最成功的企業之一,但這樣的成功卻是許多勞工的血汗辛苦得來,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中工作,其中部分工作環境具有致命風險。…協助處理四川爆炸案的前鴻海富士康四川分公司管理人員李明齊(Li Mingqi,音譯)表示,蘋果從來不在乎除了改善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以外的事,勞工權益從來不是他們關切的重點…」(摘自2012年1月27日《聯合晚報》)。

僅管如此,台灣解嚴後受到年年選舉歪風影響,每逢特權違法亂紀,擁護者不但隨口歸咎國內制度不合時宜,更常遷怒官方執法不公;因此就連歷史共業(或時空不同)等模糊概念也可能形同默許法人代理者「違法免責」正當理由。

有別於美式抽象「當責制度」(Accountability System),或「高官問責制」(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POAS ),〔20〕 體制內的企業任何輕諾寡信管理仍是蓄意詐騙行為。因此政府如果對企業詐騙免責文化視而不見,或官官相護大事化小,就將喪失公信。債多不還、打銷呆帳當然也是典型的詐騙結果。我們再對照國際三十年來的現況:大至吹噓法人治理”accountability”魔術的美國,仍在信用破產後用「印鈔救市」賤招誘發他國通膨手段賴債;小至全球在地社會,除了知名企業要求(綁架)政府提供減稅特權,也有許多推動法人治理或倡導當責管理的公司勤於逃稅或壓縮工資,甚至產銷黑心商品來大發不義之財(包括血汗工廠和高污染企業)。不誠實、說謊、隱瞞都是典型的詐騙(欺)特徵,不誠實卻得到董事會成員信任,或董事會成員之間的不誠實決議,似乎足以解釋誘發全球金融海嘯的美國華爾街肥貓詐騙集團建構背景。物換星移,如今對照當年張忠謀引述美國企業用人所標榜的「信任比能力重要」自豪傳統,的確值得耐人尋味。既然法人成員有可能集體不誠信而變相詐騙,俗話說肥水不流外人田,那麼所謂的基本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也只有「自己人」才可獨享!在法人治理、當責口號的華麗包裝下,美國黑心企業法人能夠如此發展,試問,面對橫行已久卻抓不勝抓的新興跨國網路詐騙、電話詐騙等現代化犯罪組織危害現況,全球社會公法人官員另類不誠實的「不稱職文化」,又何嘗不是如此?

歷史經驗總是不斷證實「制度再好再多也禁不起人為破壞」的實踐真理。以上這些如同「假性財產犯罪」的跨國債信詐欺行為,其實並無國籍之分,只有危害程度不一的差異。就像2001年中華民國施行「法務部所屬各檢察機關處理假性財產犯罪案件改進方案」即為明例。〔21〕 反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信眾則為此辯駁:既然自由市場競爭偏好解除管制(法令鬆綁)的一切創新活動,那麼爾虞我詐、風險自負概念就應該被公開鼓勵。因為情資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也是所有商務貿易市場競爭(資訊優勢)的開端。尤其活在「買空賣空」的金融遊戲、票券信用網絡社會,債務人違約風險最後還是要由當事人自行承擔,而有別於傳統詐欺刑案。何況法律又何曾規定「交易對象必須是善良人」?當然,此一論點當然也被反對陣營嚴加駁斥:有些國家例如中華民國,「故意詐欺」顯然就是〈刑法〉公訴罪,依法,檢調機關本來就應該主動偵辦。〔22〕 更何況,國際法律仍受帝王條款拘束,那麼類似萬國公罪的洗錢、金融詐騙或違約交易,過失方除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若經法院審理屬實,更要承擔背信、詐欺等法律刑責。換句話說,無論是否訴訟「以刑逼民」,都不應該變成官方縱容債信詐欺或「選擇性執法」的正當理由。〔23〕

理想與現實往往都存在反差。實務上,法人代理者或經理人的故意詐騙行為不但無所不在,更無職別之分。為此,2003年不但大陸學者錢春海、歐陽令南便已提出「法人治理結構悖論」,自稱民主法治社會櫥窗的台灣也不遑多讓:2007年,聞名國際的台灣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法務專員劉偉杰就成功盜賣30億元股票潛逃並迫使法人慘賠受損客戶(美國新帝公司)28億3000萬元收場(包括四年分期清償,以及理律必須在18年內,每年都提供100萬美金的法律諮詢服務來抵債)。事件過後,理律卻也只能無奈提出類似道德勸說的「良好公司治理是維護金融秩序良方」期待。由此可見,公法人政府的法律失靈,其為害社會之烈,包括強調法治正義的律師行業都難以倖免。有鑑於此,近年來大陸企業雖然競相套用歐美法人治理,但也逐漸發現,此一美式思想的確足以衍生法人代理人腐化,進而從結構面快速破壞「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軟實力的嚴重隱患。學術界則直言:中國企業治理已然面臨十大流行性謬誤(仲繼銀,2009),以上有如基本常識判斷的法律局部失靈發展過程和結果,或許,更值得當代跨領域專家們持續觀察和評估。

三、選擇弱化市場對手的下策:積非成是後,再分享黑市企管病毒思想

當政府擁有執法公信時,掛銜法人執行業務的「自然人代理責任」才有被集體法人化的可能。由於思想先於實踐同時也指導實踐,偏誤思想也往往註定最後挫敗結局。

一個巴掌拍不響,如同解嚴後法律公信便逐漸失靈的台灣社會,〔24〕 造成台灣法人困境的法律失靈現況真正原因,如要追本溯源,則仍與美國社會的金融詐騙文化歷史有關。眾所周知,早年美國有崇尚個人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傳統,公法人則素來受到民主選舉和企業財團遊說的微妙影響和制約,事實上早就無法有效遏阻金融犯罪和跨國非法金融交易潛規則的快速發展,因此,諸如道德勸說功能的體制外企業(董事會)法人治理、當責思想等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也才如魚得水。理由再簡單不過:這種倡導企業遵守國內法、試圖提高董事會自我責任精神,以便減少政府執法負載量(俗稱執行不力)的企業自律學說,總體而言,確實符合美國國家利益。〔25〕 若干研究認為,管理失靈的黑市企業能夠發展成目前規模的主要原因,可能與該國政府法律的長期局部先後失靈,或迷信去管制化的小政府(企業政府)、大市場神話的泡沫化結果密切有關。問題是,政府與企業屬性確實本質不同,縱然表面上標榜企業政府應該「政治為經濟(私法人)服務」,真正目的則是:要求官方公法人全面解除市場和法令管制並且由經濟掛帥,再透過政治手段,廉價協助企業滿足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基本需求!當然,以下問題,和相關的國際政治理論,雖非本文探討範疇重點,卻仍然是當責詐騙問題的幕後主要黑手-譬如,對內採政府干預,對外倡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必須套用的新自由主義。

社會呼籲企業守法自律原本無可厚非,但主要關鍵,還是要看政府能否確保本國執法公信才正當可行。政府因為執法不公而讓企業增加守法成本,不但等同鼓勵建構一個「守法笨蛋社會」,就算推行法人治理和當責文化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形同公開美化「政府法律、企管雙元失靈」的遮羞布!況且,照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說法推論:除非受到政商長期「合作」衍生出俘虜理論(capture theory)的權錢交易相對制約,否則,該倒閉就倒閉該法辦就法辦,市場機制也不會存在「大到不能倒」的永恆企業。在台灣,一般國營企業原本不該兼負政策任務卻又被迫長期陷入營運管理困境。因為,官方實際上並沒有依法免除國營企業化公司執行「便利人民生活」的任務,亦即上述「非示範型」國營公司雖由國庫填補虧損,卻必須遭社會普遍責難羞辱的兩極作法,就顯然相互矛盾並且似是而非。商場如戰場,既然國際市場競爭途徑大致上可分為自我強化或搞垮對手兩種策略。由於誘導市場對手或讓他國同業套用高成本的體制外商品(如法人化及當責化),足以削弱對方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逐漸搞垮競爭對手,因此從「機會成本」角度來評估,選擇套用體制外商品,將可有效對抗對手並且立竿見影。一般國營企業法人為發展國家資本必須與民爭利卻又無法降低成本備受輿論苛責情況下,國營董事會成員如果套用上述體制外管理方案,同樣可以混淆或轉嫁體制內責任,並且有助於緩解原本社會觀感不佳的負面輿論壓力。

原本公認是模範法人(雇主)的國營公司和政治機構,它必定透過合法壟斷市場手段來發達國家資本 (節制私人資本),以便藏富於民對抗通膨。〔26〕 由於台灣仍是目前全世界國營事業最多的民主國家,台灣國營事業也因此成為反對陣營(包括新自由主義經濟國家)所長期圍勦和污名化的箭靶!即便如此,溯自早年德國施行「希特勒原則」以及當年希特勒(Adolf Hitler)回答記者杜拉克(Peter Drucker) 採訪的名言「國營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迄今;筆者深信,要想印證各國是否仍沿用希特勒原則?官方公法人又為何樂於在幕後「協助」特定企業法人董事會運作的真相(侯武勇,2001)?〔27〕

以台灣現況為例,撇開公法人交通部、財政部屬事業被民營後的釋股貢獻,和員工失業所衍生複雜社會問題不談(尤其是台汽公司),單就經濟部1994年6月20日中石化完成民營,到2008年12月18日標售台(中)船公司為止,14年間民營釋股收入金額就進帳國庫新台幣1,991.78 億元。〔28〕 然而,對照金融海嘯前尚未收歸國營的歐美民營銀行歷史,台灣的「官股不過半」民營公司表現,不但證實並非全民之福,在官股操控董事會情況下,市場機能與事業經營效率都和〈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立法宗旨未盡相符。〔29〕 類似國際現況也隨處可見。譬如,2012年初不堪歐債風暴壓力,歐洲高負債國家也再度開始全面「民營化」的賤賣國產行動!如今回想諸如2003年學者施俊吉撰文「國營不是公敵」的非主流論述,再對照曾經被迫只用7個月薪資做為失業補償的民營化政策,始終都不見台灣公法人或私法人出面維護國營職工尊嚴。這當然不是任何一個守法官員,和企業董事會成員所應有的稱職表現和負責結果。

筆者查閱上述相關史料後得知,中華民國歷年監察院公報確已證實連同公法人成員的長期不稱職或消極懈怠(不作為):國營公司被監察院調查糾正前,主管機關雖明知該國營公司官股董事、監察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注意義務,卻毋寧官官相護。還有官股的主管機關多年放任董事會出席率低,甚至浪費預算去浮濫採購一些非必要的「體制外」企管智財權及設備;例如外包與組織現員職掌重疊的顧問,或採購坊間法人治理、當責管理、平衡記分卡、績效量化考核、動物型人格評量等企管暢銷商品。根據以往經驗不難發現,公法人組織內的這些團體盲思(groupthink)慣性錯誤,〔30〕 往往也成為國營董事會成員和各級經理人轉嫁責任,和自我感覺良好的組織文化。

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普通常識判斷:除非該公司組織沒有類似功能規章,否則套用體制外法人治理或當責方案非但於法不合,就連官股董事會也可能變成經理人濫權工具。事實勝於雄辯,本文將從以下事實來試圖釐清問題癥結所在,並且重新思考:幾十年來,除非確保組織人力運作不重疊,否則,為何台灣產官學機構套用美式公司治理方案後的企業誠信和社會觀感卻仍然讓人搖頭?譬如,表面上台灣公司雖然複製美國當責式管理文化與企業社會責任(CSR),實則國內照樣壓低工資賺取暴利,變成委外政策下的外包血汗工廠(包括勞動派遣),試問:這種建立在「低工資獲利」的企業詐騙文化和財富競爭力排名豈不更讓人懷疑?何況,比如經由美國本土媒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報導後證實,包括沃瑪(Wal -Mart Stores Inc)、蘋果等著名國際公司在內,董事會成員的確都有長期默許類似黑心獲利的不良紀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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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學者,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本文係2012年勞動節完稿。
2 俄羅斯總理普亭公開抨擊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寄生蟲」並呼籲全球另覓儲備貨幣。他指責美國積欠14.3兆美元債務,根本就是靠舉債來過超出能力的生活,把自己問題轉嫁到全球經濟,仰賴世界經濟和美元的壟斷地位,過著寄生蟲的生活(詳2011年8月3日《聯合報》內容)。
3 法人源自於財產需求。羅馬法本無法人用語,直到西元321年准許基督教會有權接受贈與或由教會繼承為基金財產後,才出現團體法人權利用語。
4  即主導私有化理論「休克療法」(shocktherapy),卻間接導致蘇聯解體的美國經濟學家。
5 現代商業道德仍舊推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誠信交易傳統。公司治理也被翻譯為公司管治、企業管治,甚至仍視為企業管理。網路定義則泛指「如何影響著帶領、管理及控制公司的一套程序、慣例、政策、法律及機構。」學者王秦銓也認為:華人社會早有人將公司治理翻譯為公司管理或公司管控。
6 寇曼(J.Kooiman)認為:治理包括一切有關統治理論與概念在內的總合體。 “Governance can be seen as the totality of theoretical conceptions on governing”.
7 擬制法人的權利義務主體概念雖與自然人類似,但法人刑事責任最多用罰金代替自由刑。
8 台灣〈證券交易法〉自2007年1月1日起全面引進獨立董事制度,金管會依〈證交法〉第14條之2規定,公開發行金融事業及資本額500億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上市櫃公司,為優先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之對象。2010年底,立法院通過對〈證交法〉第14-6條修訂,明定國內上市櫃公司均「應」設立薪酬委員會。
9  2012年4月8日《聯合晚報》針對國內油電雙漲議題,專訪中美經濟策進會理事長王鍾渝:「..王鍾渝替台電與中油打抱不平。他說,台灣是能源短缺的國家,國內油電價格確實該調漲,只是經濟部與國營事業沒有準備好如何向國人說明。…至於台電與中油,甚至所有國營事業的經營績效,王鍾渝坦言並不好,但是他反問說:『「誰造成的?』王鍾渝舉例指出,政府與國營事業是一體的,現在大家罵的台電與中油員工有年齡偏高問題,為何勞委會卻要修改勞基法,將勞工退休年齡延至65歲?這項修法只有國營事業最可能適用,結果造成國營事業員工平均年齡更高,薪水也更高,經營績效更差,年輕人更不容易找到工作」。
10 經濟學者朱雲鵬2001年也曾對國營事業的「形式民營、實質國營」現象直言批判。南方朔雖然詬議國營企業特權現象,但也認為「國營企業乃是國家經濟自主的第一步,沒有人能否認國營企業有內部壟斷的缺點,但正因如此,當今的國營企業都特別加重兩項功能:一、國營企業由於有國家的支持,更容易扮演火車頭的角色…」請參閱2012年4月10日《中時理財》「南方朔觀點-國營企業不是特權 應是創新領頭羊」、2012年4月10日《蘋果日報》「馬英九任內民營化中油(趙少康)」、2012年4月6日《蘋果日報》「CEO救不了國營事業(趙少康)」相關內容。
11  立法前,訴諸民間的官方參與說明活動,其目的已類似爭取民意支持的政策宣導運動。
12  英美所指希特勒原則乃專指德國第三帝國的元首原則或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
13  金融災難的趨緩加上社會輿論關注,近日台灣企業多半已停放無薪假。根據2012年4月15日官方勞委會統計結果:全台企業無薪假已降至36家,共3433人(遠低於今年2月1日勞委會通告2012年1月31日統計的87家,11946人)。除了政治、外交、債信破產等廣義詐欺行為,一般詐騙犯罪的新興樣態,其實早就難以精確計算,但至少也有數十種之多。諸如包括視同偽造文書行為在內的假藉宗教、投資、購物、融資、保險、商業、網路、中獎、謀職、愛心、掮客、司法之名義或人蛇集團等現代化詐騙活動。
14 日本公法人配合私法人需求將勞動派遣法制化後,由於勞工不堪失業壓力,自殺人數乃年年大增。2012年4月15日聯合報東京特派員陳世昌報導,根據日本警察廳統計:2011年就職活動失敗,因而自殺學生人數達41 人,是前年的三倍。日本人一年有3萬人自殺,這已是連續14年超過3萬人自殺。國內學者陳永峰認為,2001至2006年日相小泉純一郎執政,標榜「伴隨苦痛的改革、忍耐痛苦,迎接成長」等口號並且全力進行自由化、民營化、減縮財政規模等右派的經濟政策。小泉下台後,2007年七月底自民黨的大敗原因,被公認是小泉內閣「政府構造改革」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非正式雇用激增、自殺率暴增、社會連帶感及道德感低下等嚴重社會問題。2006年後的日本政壇,的確混亂至極(詳2012年4月13日聯合報)。
15 例如,2012年1月11日《聯合報》就轉述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的見解「無薪假其實蘊涵著中國人的傳統敦厚情誼,在不影響員工工作權情況下,徵得員工同意先行休假,仍保有職務,共體時艱,創造勞資雙贏,這是企業界「兼顧股東與員工利益的平衡做法」,不該被汙衊。」但類似美國「暫時解僱」概念,合法停薪並且保留底缺的需求卻正是我國法令保障的「留職停薪程序」而絕非上述宣明智所認知的無(扣)薪假!
16  此即類似雇主全額投保「暫時停工保險」或由官方代理發發放不扣薪事(公)假工資概念。請參閱《中時電子報》,2011年12月16日,「諾貝爾得主讚無薪假:勞資雙贏」
17  「扣薪」原本就是法律名詞和習慣用語,有別於「帶薪休假」,「無薪假」顯然並非法律名詞。無論勞工或軍公教請假規則,針對扣薪與否的事假、病假要件向來明確。為此,2008年勞委會便重申「『無薪休假』不是法律名詞,雇主若片面減少工資,就是違法」(參閱2008年12月23日《大紀元》新聞標題「勞委會:無薪假非法律名詞 不可片面減薪」)。2011年11月,行政院副院長陳沖及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又分別再度重申「『無薪假』非法律名詞,雇主不可恣意而為」。
18  實際上,不但扣薪假也意味著合理減薪或待命資遣,就連法規也保障扣薪程序正當性(如:事假期間不給工資)。2008年底前,包括竹科在內,台灣都少見「無薪假」障眼法用語。如今專家雖投鼠忌器規避扣薪要件,卻讓人想起1996年東帝士集團1995年營收近千億元,總裁陳由豪為再降低成本,仍在1996年7月一舉把集團下30名副總經理的「20名副總全都降級減薪」(當年也沒聽說要求員工配合休無薪假)。並非巧合,1998年8月宏硍偎峇]在竹科德皏b導體公司,只因1997年營運虧損48億元,董事長施振榮同樣「罰由上起」:率先與高階主管主動減薪5%至30%,這也是董事會基於「管理者應為專業成敗負責」,而並非目前任由企業要求底層勞工含淚接受「不給工資」的無薪假(扣薪假)待遇。
19 報導也指出「許多員工超時工作,有時一週7天都在工作,還被迫住在擁擠的員工宿舍中。有些人透露,他們被迫長時間站立工作,導致他們兩腿腫脹,幾乎無法行走。」結論則是「蘋果給予供應商的毛利相當低廉,供應商只得減少不必要的開支,使用低廉卻品質不佳的化學藥品,或是要求員工增加工時、增加效率,而蘋果會回頭要求供應商繼續降價。」
20  責任感、當責亦稱究責、問責。民選公職或首長如因政策錯誤,則首長應查究部屬責任,犯錯官員將引咎辭職或被解僱,以示負責(承當責任);如果重大政策失誤,則首長應被其他官員和市民問責(究問責任),並且自己台負責。
21 台灣法界實務,多將被告個人品德、債信問題涉入犯罪與否的判斷結果(即所有交易活動),均可認為當事人有「詐欺」、「背信」嫌疑(參閱維基百科網路資料「假性財產犯罪」)。法務部曾在2001年1月16日訂頒「法務部所屬各檢察機關處理假性財產犯罪案件改進方案」,目的是為了解決民事事件債權人利用刑事程序索討債權,造成檢察機關工作負擔大幅增加,以致無法有效運用刑事司法資源。請參閱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網站資料。請參閱
http://www.tpc.moj.gov.tw/ct.asp?xItem=17870&ctNode=5300&mp=009
22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載明「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同法第339-3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第342條更言明「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除非國家公僕也不是稱職善良管理人,否則,理論上,類似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的台灣企業詐騙案件將大幅減少。
23 因為〈刑法〉故意詐欺目的仍被視為〈民法〉過失詐欺結果。
24  國內外公認:只要政府帶頭違法當然形同否定普世真理的基本常識判斷。問題是,常見的內外有別兩手政策性辦案並無國籍之分。譬如,數十年來存在的長期臨時工、勞動派遣的勞務外包現象,就足以證實各國政府長期公然帶頭違法的惡劣情況由來已久。2010年輿論報導,台灣政府不但放任86%派遣公司違法,高薪低報不加保,「派遣工像免洗碗 用完丟」。2010年行政院主計處也公布2009年政府機關(構)所進用人力派遣臨時工已近70萬人,約占全體就業人口7%(詳2009年8月5日蘋果日報;2010年8月10日中國時報)。
25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雖然明知「公私豈能混為一談」,政府更非企業,事實上卻又經常樂於相互制約(故有合作、勾結、綁架、共生之說)。譬如,美國MBA(如Ebert, Ronald J.; Griffin, Ricky W)及實務界,仍不乏認同「道德軟鞋」(ethical soft shoe/jeitinho)違法免責技巧的現實。
26 當代法律經濟學家帕思納(R.Posner)指出:國營事業服從政府指揮,通常會在這邊多賺一點,在那頭賠蝕一些,再透過內部移轉打平帳面盈虧。多賺部分可以看成國家的稅賦,虧本部分則是國家補貼。所以,國營事業是一種交叉補貼機制,用來維持全國合理電費、水費、電話費和公共運輸費率進而達成社會公平目標(施俊吉,2003)。由於普遍不滿國營事業未能「平抑物價、富國富民卻與民爭利,搶著漲價,變成哄抬物價的元凶,造成富國窮民」;為此,退休媒體人郭成義曾在2011年2月12日《自由時報》指出「台灣是全世界國營事業最多的民主國家」。
27  杜拉克直言「其實各國政府今天所採行的,仍是不折不扣的希特勒原則,只是沒有那麼血腥罷了(當年希特勒一再明告杜拉克,國營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似乎暗示:帝國威權既可格殺百姓,又何必費神去占有民間企業)。佘契爾夫人認為政府會逐漸精簡的觀點,毫無事實依據。相反的,政府的權力愈來愈大,其手段不在擁有,而在管制。透過規範來達成控制的目的,正是希特勒的的思想核心」(詳1999年4月28日聯合報,蔡繼光轉譯內容)。
28 2005年3月1日聯合報記者陸倩瑤、丁萬鳴以標題「政府賣官股 半年1300億,賣土地4年1700億」專題報導:「合作金庫銀行及中華電信將分別在4月及第2季大幅釋股,如再加上6月底前彰化銀行官股發行GED釋股,短短半年,國庫預計進帳超過1300億元。政府一連串大賣祖產、官股的行動,已形同『拍賣中華民國』」!
29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1條載明「為促進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以發揮市場機能,提升事業經營效率,特制定 本條例」。第17條卻許可「具公用或國防特性之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時,其事業主管機關得令事業發行特別股,…。」常識判斷,此舉顯然破壞企業市場公平競爭原則而難以發揮市場機能。否則又何必民營?至於同法第5條、第17條(國防工業移轉民營)是否涉及違憲也似乎不言可喻。
30  亦即「負負得正」的一言堂文化。
31 雖然作家平路引自美國公共電台(NPR)「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節目的麥克•戴西(Mike Daisey)《賈伯斯的苦與樂》( 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of Steve Jobs)採訪結論,後來(2012年3月16日)被美國公共國際廣播電台 (PRI)證實:戴西節目內容部分是個人臆測或「添枝加葉」並且與事實不符(如童工年齡等)已撤回該單元,但戴西並在個人網頁發表聲明說:「我融合事實、回憶、和戲劇手法,來呈現故事,但深信無損真相」(目前戴西已經刪除非事實部分,並在開場時添加有關輿論的評論)。戴西製作該節目前,是親自從美國飛到深圳,靠假名片混入警戒森嚴的廠房採訪)。真相是:超時工作、熬夜無休輪班、可能讓手指永遠傷殘的單調動作,軍事化管理下,生產線上沒有一絲聲音,靜得像全自動的機器人工廠;十幾個人住一間狹小宿舍,房間與走廊,到處裝著監視器,……麥克•戴西口裡,這裡像科幻經典《銀翼殺手》(blade runner),進入的是超現實的異想世界。其實蘋果不是特例,無論三星、HTC或者Sony等,每一品牌手機都靠相同的上下游廠商。另一方面也不容否認,倘若富士康這類「血汗工廠」製造大量的工作機會,而中國在現階段,恐怕就難免以工人的勞動條件來做為國家發展必付的代價!平路反問讀者:《賈伯斯的苦與樂》戲裡所一再提出的問號卻是:那邊的工人是這樣的工作狀況,你想,賈伯斯豈有不知?(請參閱2012年2月21日《聯合報》「平路:iPhone的祕密身世」,以及2004年2月21日大紀元轉載《華盛頓郵報》2月8日有關沃瑪的負面報導內容:
http://www.epochtimes.com/b5/4/2/21/n471190.htm)。僅管如此,固然美國媒體認為戴西的做法可能破壞各界對代工廠惡劣工作條件的關切,不過也有媒體急於撇清,表示「本身有關蘋果代工廠的報導正確無誤」。(請參閱2012年3月19日《聯合報》:富士康血汗工廠?美王牌節目承認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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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兼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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