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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司治理困境-台灣當責詐騙文化的反思(三)

文 / 侯武勇教授
【台灣法律網】


漶B法人治理商品特徵:董事會的體制外免責工具

體制外的法人治理具有偏好忽略傳統管理的統治監控特徵。誠如前述,由於股東不滿董事、經理人濫權自肥免責結果,類似主張董事會資訊公開、推崇責任感的法人治理變革口號遂成企管時尚新寵,卻更容易忽略:其實加速此一管理決策不當的營運虧損和債信下跌主要原因,就是董事會成員的不稱職代理人沒有善盡「應注意義務」所造成。說到底,關鍵還是負責企業管理的董事會決策和經理人的業務過失。董事會不先自清並依法管理,先撤換不稱職經理人,卻只空談治理神話,豈非掩耳盜鈴自欺欺人?〔44〕 因為,只有在體制內董事會管理失靈免責情況下,才可能發生目前形同被體制外企管思想綁架的集體反智現象!

一、台灣名為法人治理,實則形同管理法人並且鼓吹代理人責任「法人化」

本來是個別官員和經理人應負的違法責任,最後卻都合理轉嫁給政府法人或企業董事會承擔的現象,就是代理人責任的法人化(個人違法由團體負責或稀釋)。董事會成員(或授權經理人)的不誠實,不但是以公司名義故意詐騙泛股東(stakeholders),也可能發生代理人自肥潛逃而危害公司信譽造成社會災難的重大醜聞(如台灣廣三、力霸公司)。誠如本文前述,美式當責思想的形成不但肇因於歐美企業百年隱憂,就連管理主義當責思想、管理學用語(management)也都來自因應美國企管失靈社會需求(通常美其名為創新或毀滅性創造)。眾所公認,任何違法或違約行為都是對法律和契約的一種詐騙(不誠實)並且要承擔行為責任,聰明的歐美專家們也非常清楚,只要董事會違反帝王條款就是不負責結果,同時也不存在所謂的責任感。

兵隨將轉,上樑不正下樑歪,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負責行動當然足以決定企業興衰。因此,當國內發生長期黑市猖獗,劣幣驅除良幣現象後,企業董事會成員就容易陷入管理困境,類似新瓶舊酒的新企業責任管理(new corporate management responsible)和虛構當責管理商品,也才應運而生。

現況竟然如此荒謬反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破碗破摔。官方一旦無力防止或導正本國董事會盛行企管免責文化亂象,也只好退而求其次,毋寧揮舞企業當責大旗,樂見官商選購有如呼籲回歸企業自律傳統的美式公益廣告效果。〔45〕 然而,在華人社會,責任感卻同樣證實針對既存違法現況的深深不滿!對照此前台灣民間企業所肆虐的非法責任制,以及源自每年政府人事預算都被立法院隨興刪減所被迫因應的人力外包逆選擇負面效應,難怪台灣公部門才會有前述月領九萬,工作量只值兩萬的肥貓、詐欺犯公務員(王建臐A2011)。反觀基層守法公僕、勞工免費加班過勞死現象,就更足以證實以上法律失靈說法並非無據。

受到歐美國家聯手鼓吹「法人治理經營機制乃企業對抗財務風暴萬靈丹」的影響,依附美國經貿市場發展下的台灣公部門也套用此一美式企業系列思想。全球網路資訊顯示,姑不論自1998年發生地雷股醜聞後,台灣官方花費多少預算和人力要求行政院各部會(如財政部、經濟部、經建會、研考會、人行局)督促國營事業、上市上櫃公司配合執行法人治理制度,〔46〕 包括台灣社會輿論也曾趨之若騖並且經常鼓勵台灣民間企業全盤套用。〔47〕 但問題關鍵始終都出在本尊的「自然人」。如果再加上體制內管理文化早已存在的人為缺失,後果就會更嚴重。為此:2004年,台灣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就直言「公司治理玩過頭會變大怪獸」:

「…獨立董事不是神,治理權與所有權、經營權不是相互抗衡而是制衡,治理權是監督所有權的執行者,不是對抗所有權,來扯後腿,甚至讓所有權執行者都無法推動公司事務,應該是我做不好,你才打我屁股,而不是讓我什麼都不能做,民間企業害怕的正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性玩過頭,反而製造出公司治理的大怪獸。…治理權擁有者不要自認比所有權擁有者更懂,而越俎代庖,要尊重所有權擁有者做的判斷,負起監督之責,不要讓經營權不能發揮,被治理權綁架了。」    (摘自:2004年9月6日《經濟日報》)

針對台灣官方推動法人治理打算修法要求企業必須設置獨立董事制度作法大表不滿的,當然還包括許多頗具規模化的國內民間績優企業老闆或代理人:

「統一集團總裁林蒼生等工商界大老昨(10)日嚴詞批評政府擬修法強制企業設立獨立董監事,並直指政府把所有企業都『視為奸商』,摩根士丹利台灣公司執行長林水仙也說,『主政者不應將所有企業當作罪犯』。林蒼生指出,企業自己會決定最好的方向,獨立董監事制度會讓企業陷於被動。林蒼生憂心的說,『如果真的強制實施獨立董監事制度,將可能造成企業董事會分裂,企業和諧性會因此下降,企業發展也可能轉趨保守』。經濟部與台灣亞洲基金會、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昨天在台北舉辦「海外投資與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台商海外新利基」論壇,包括東元集團董事長黃茂雄、林蒼生、林水仙,以及前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宇智顧問公司董事長徐小波、惠普亞太採購部總經理蕭國坤、麗嬰房董事長林泰生等人均在論壇中發表演講。…由於內容平淡,林蒼生與蕭國坤在演講時還開玩笑的說,『歡迎聽眾打瞌睡』。但在演講者回答現場聽眾問題時,有聽眾發言詢問設立獨立董監事與SRI(永續及社會責任型投資),卻意外引發出席的工商界大老接力砲轟政府擬推出的獨立董監事制度。昨天上午才剛與金管會討論獨立董監事議題的黃茂雄,在會中也直言,『獨立董監事不是解決公司治理的萬靈丹』,黃茂雄認為企業家的品德才是最重要的。林水仙認為政府應『立法從寬,執法從嚴』『不應將所有企業都當作罪犯』。…林蒼生批評政府只會負面思考,『把所有企業當奸商來監視』。林蒼生說,台灣企業型態和美、日等國不同,台灣企業經營者大多就是實際出資者,他質疑沒有利害關係的獨立董事加入董事會後,會不會讓企業經營趨於保守?林蒼生舉統一當初決定赴大陸投資的過程為例,如果當時統一董事會中有獨立董事發言質疑「若鄧小平死掉怎麼辦?」最後統一因獨立董事的反對而沒去大陸投資,「現在統一在大陸的成果不都泡湯了?」  (摘自:2004年8月11日《經濟日報》)

此一現象充分顯示:經由國會立法程序,官方雖不具股東身分卻可用行政權公開強制干預民間企業內部管理,以便進行治理公司的選擇性管制作法。對民間企業尚且如此,官股操控的國營公司那就更不在話下。

我們再深入剖析國營公司的董事會困境現況。在商言商,政府既然忽略市場運作實際需求,一方面要求「非示範」國營事業企業化去與民爭利,另一方面政府又「依法」介入國營董事會決策,下令國營公司增加管理成本採購套用非必要的體制外法人治理方案(商品),則換來缺乏競爭力甚至虧損結果也就在意料之中。筆者再舉台灣某一國營示範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為例;2005年A公司就已配合行政院經建會的「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並且投入相當預算人力推動所謂的法人治理制度(即泛股東、勞工董事、獨立董事等配套措施)。〔48〕 2009年,A公司更將當責(accountability)列為公司文化願景之首並登載全球網路。問題是,OECD法人治理五原則素來就強調董事會責任、依法保障泛股東(利害關係人)權益、資訊公開,況且中華民國國公營事業早有「立法從嚴」的綿密法網規範,試問,2009年之前的A公司為何仍然被監察院再三糾正、調查?這還不包括連同A公司在內的其它所有國營事業管理不當弊端和網路公開的負面資訊在內!當然,透過台灣立法院公報、監察院公報或從司法院網站的判決書內容,全球華人也隨時可以進行比對查證。更荒誕者莫過於,只為個人偏好所信仰的浪漫美式當責管理商品概念,2009年12月27日,台灣《工商時報》就曾經公開報導A公司董事長個人「致力於內部行政改革,包括要求A公司的公文簽呈,第一個蓋章的人,改由組長或專案經理,改變過去都由承辦人蓋章的作法…」可笑的是,難道A公司只有組長或專案經理才有資格承辦公文簽呈?然而對此,台灣媒體和公共輿論的回應顯然冷默而反智;因為,實務上,這種形同國營企業首長公開下令掛名蓋章,有如禁止承辦人簽名蓋章的不法職權命令,竟然沒有看到各方專家出面質疑或官方主動澄清!〔49〕

二、倡導法人治理如同宣告法律失靈,也是企業深受不善良管理人困擾的同義詞

反觀A公司確係1990年代迄今,中華民國依照特別法所設置的唯一台灣國防科技公司,其前身則為如假包換的國防軍事單位。查閱該特別法內容略以(一)這家公司只有總經理以上人員才具公務員身分(雖然總經理也不該由董事兼任),其餘職工均不適用公務員人事法令;(二)正面表列載明該公司法定三項業務及董事會十項職權;(三)應在1999年底完成民營。換句話說,不但成員(自然人)的權利義務要比民間企業明確,公司營運業務及董事會職權也頗具彈性,當然,它也必須被特別法和普通法的雙重規範監督。

理論上,A公司根本不太可能發生法人治理所戒慎恐懼的人為管理違失弊端(內部詐騙管理)才對。然而令人困惑不解者,事實卻證明:A公司副總經理以下人員的權利義務要遠比民間企業勞工更為複雜(沒有公務員權利卻往往要承擔公務員義務)。至於A公司業務與董事會職權運作成效,通常也未必能像民間企業般正常運作(政府主管機關則類似太上董事會)。A公司非但至今仍是一家沒有依法完成民營的「民營化國營公司」,至今特別法卻也從未加以修正。問題是,那當初又何必立下特別法來強制限期民營?就算全盤套用西方洛克二元論、孟德斯鳩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原理的新公共管理「企業型政府」觀點,公法人機關與民間企業法人也無法逃避「股東會董事會、監事(察人)會」所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以A公司董事會或其主管機關為例:顯然,以上中華民國政府的立法、行政、監察(司法)機關,尤其是國營企業股東會、董事會、監察人會議的違失行為人可能從未曾逐案負起〈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司法〉的相對法律責任。庖丁解牛,或許,先從善良管理人的常識判斷概念切入較為合宜。

三、台灣國營公司不宜強制套用美式法人治理,民間企業更不可行。

承上,美國雖然譽稱國際法治公民社會典範,和懲治洗錢犯罪宗師,但推廣企業自律商品的法人治理思想數十年迄今,卻依舊深陷傳統俘虜理論泥淖所預見的債信破產僵局和法律市場局部失靈的空前困境。美國企業向來公認「信任往往比能力更重要;監督、指導、雇免經理人則是董事會三大責任」(張忠謀,2007),以此類推,假設造成台灣國營公司治(管)理失靈問題的答案就在官股董事會,那麼,及時撤換掉不稱職董事會成員、經理人,問題應該就可迎刃而解。試問,何以數十年來,朝野各方專家、社會輿論針對此一簡單常識判斷都束手無策或略而不論?原因並不單純,答案卻早就昭然若揭。當股東寧願信任一個能力差又不誠實的代理人或經理人、監察人,就已經完全決定了董事會腐化失靈的宿命,從無例外!

更令人尷尬卻又必須面對的詐騙問題則是:謔稱影子董事會、太上董事會的台灣國營事業機構幕後老闆(府院)對此陋規豈有不知?否則,何曾見到國家官員及國會議員完全依照〈國營事業管理法〉第4條和〈公司法〉董事會相關規定來分別監控「企業化公司」和「示範公司」的董事會運作?或者,每當國營公司被誤導成全民公敵時,官員可曾出面據實依法導正曲解法令的公共輿論?譬如,每當國營公司依法企業化採行油電水價調漲,就必然引發朝野「干預市場有理」的荒謬反智詬議。為此,2012年3月14日,中華民國公法人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就因為實在看不下去,而提醒「私法人」民營中華電信公司的最大官股交通部(公法人)必須注意「中華電少賺5-10% 可化解90%民怨」:

「政府投資企業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更應提高社會公益的影響力…中華電信持股逾30%的大股東交通部,可以更清楚地在政策上提供影響力,若因少賺5%-10%的營收利潤,可以化解90%的民怨,何樂不為? 如果政府想賺錢,投資台積電不是更好嗎?公股就該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中華電信雖是上市公司,但交通部持股35.29/%是最大股東,中華郵政1%,國發基金為0.16%,。三大官股股東,在不影響公司治理前提及股東權益之下,官股應該發揮更正面的影響力,公股不該只是為了繳庫賺錢,如果想賺錢,投資台積電等高獲利公司不是更好嗎,而是要發揮影響力,在政策上有更明確的指示」(參閱記者陳雲上報導,2012年3月14日《聯合晚報》)

四、台灣國營模範公司的名存實亡

誠如本文前述剖析,我們只要仔細觀察台灣國營董事會歷史社會背景,或許就可瞭然於胸。原則上,國營事業不但必須企業化,有虧損就被苛責(藏富於民,人民無感) ,若因與民爭利調漲售價,盈餘繳庫(或扣列員工考核績效)也常被「全民公審」隨興羞辱。另一方面,當國家財政拮据,員工也必須默默接受移轉民營,以便配合執行常被忽略的賣身救國任務。再者,不同於美國公法人在幕後管制並且保障特定私有企業的立國傳統,中華民國專供示範公司依法為了便利國內人民生活,就必須提供「價廉物美」民生用品,進而抑制通貨膨脹壓力,這也是台灣國營公司之所以合法存在的基本功能。簡單地說,國營公司法定鉅額虧損,不但證實國營事業已然發揮穩定民生物價效益,它的稱職破產和完成民營結果其實更代表國營公司寧願出售資產來替國家財政紓困的「賣身救國」事實。難以讓人釋懷的是:倘若國營董事會成員都已確實善盡職守,它就沒有理由再被台灣社會及官方配合醜化或妖魔化才對。反之,假設官方誤導民意在先,並且不擇時機就濫用「以價制量」經濟手段帶頭誘發國內通膨社會災難,那就更不應該是國營公司存在的正當理由!

中華民國國父遺教思想民生主義架構下的國營經濟體系,曾經是全球對抗通膨的天敵和世界民主自由經濟碩果僅存的東亞櫥窗,它無奈迫於國際政經現實,如今卻成為追求英美資本主義神話的邊陲化負面教材。筆者認為,台灣法定國營事業只有兩類:一為「發展國家資本」必須企業化的一般公司;二是為了「便利人民生活」而被特別指定的示範公司。前者,不但完全比照民間企業與民爭利;盈餘繳庫,虧損則依法辦理裁員、關廠、轉讓或移轉私有。企業化國營公司倘若不堪虧損,必要時更應該完全比照民間企業宣告破產(該倒就倒)。後者有如準政府單位(機構)負責完成藏富於民的政策任務,因此〈國營事業管理法〉第4條但書即載明,後者專指示範或特定公司為達成「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目的而存在。所以要想藏富於民,不但政策虧損就得由國庫撥補,它的經營方式更容許「排除企業化」,此即1949年迄今的中華民國特別法所不變規定。然而,數十年來,此一普通法律常識卻又經常被台灣主流論述所刻意封存,甚至遭到全盤荒謬否定的對待──尤其在「官富民窮」年代就更明顯。例如,國營公司員工身分不但經常被視為「公務員兼勞工身分」的「準公務員」卻又被排除公務員應有基本權利保障。國營董事會成員更要無條件接受國會和公務員法令的雙重監管並且隨時可能被撤換或遭懲處。因此所謂「企業方式經營、虧損自負的國營公司」,和「非企業化經營、虧損由政府預算補貼的國營示範公司」實際上並不存在。既然國營示範公司早已名存實亡,台灣朝野和社會輿論才會發生:只有在國營公司虧損,或油電漲價時段才會突然「更細膩」監督國營董事會管理績效與否的「反智」慣例;這就是「董事會績效應配合國際油價同步調降」的民粹邏輯!〔50〕

既然企業化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那麼所有問題似乎就都指向以下病灶:官方既不依法特別指定何者為示範公司,那麼年年朝野要求國營企業虧損自負、反對政府補貼進而歸咎官方董事會之說,即非無據!然則,回顧台灣的極端民粹選舉和拐票文化,國會朝野輿論不但動輒干預國營郵電水糖等商品市價並要求國營公司(或機構)無條件「凍漲」,自行吸收成本,當然,以往國營公司配合上項虧損後仍依法享有待遇(如年終績效獎金) 的無過失職工,這時候也常會變成全民公審下的可惡米蟲,或被朝野罵翻卻又敢怒不敢言的過街老鼠!〔51〕 然而說穿了,真正該被責罵的主要對象,除了台灣聰明無比的朝野主流精英之外,其實,偉大的選民自己也早就包括在內。

朝令有錯夕改何妨。撇開政黨顏色與偏見,針對油電雙漲所引發重大民怨危機,主事官員仍可隨時亡羊補牢,找個從善如流的下台階收場。譬如2012年4月30日,立法院長王金平的電價「緩和調漲,分段實施」公開主張,就似乎證實了本文此前推論合理。況且,公開依法特別指定國營油電公司「專供示範」地位後,仍然可以再援引民生主義奢侈稅概念,依法管控並且逐次或一次調漲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非民生」油電價格(但在國民所得低,民生物價高時期,住宅基本用電和民生油價就更不宜調漲)。反之,企業化國營事業的不當虧損,除可依法民營(官方不持股)或隨時撤換不稱職董事會成員,亦可參照民營公司依法辦理減薪裁員或遷廠外包甚至宣告破產關閉。至於涵蓋油電公法人在內的董事會權責及產品售價調漲決策背景(如附表2)。

附表2:公法人董事會權責(國營油電糖水公司)與產品售價調漲決策背景

 

 

問題

決策

依據

效益

潛在疑問

方案A

(利潤優先)

 

1.企業管理(原則)

2.營利事業(私法人)

1.與民爭利、依法調漲

2.市場競爭、自負盈虧

3.政府退出市場

(去管制)

4.虧損過半依法破產

5.職工不受公務員法令拘束,應依法減薪裁員、外包、遷廠、民營

1.國營事業管理法1(前段)、第4()、第6(後段)等強制原則,以及同法第30(反面解釋)

2.公司法、破產法等規定

3.排除國內公務員法令

1.發展國家資本

(盈餘繳庫)

2.經營管理企業化

(興利)

3.不執行官方政策

4.利潤極大化

(成本極小化)

5.主管機關不再介入董事會人事、財務

1.便利人民生活?未宣導?

2.圖利財團?

3.民營董事會?

4.比照民營公司究責?

5.董事會免責?

6.虧損過半就破產?

7.企業化至上?

8.政策懲罰守法勞工?

9已修法刪除特別股?

10.照發年終獎金等福利?

11.示範或特別指定事業?

方案B

(法律優先)

 

1.公共管理(例外)

2.政府組織(公法人)

 

1.藏富於民、補貼調降

2.信賴保護、預算撥補

3.依法便利人民生活

4.監察、司法雙重稽核

5.比照健保局全員改敘公務員或完全外包。

6.完全回歸公務員體制

1.憲法第107條第8

2.國營事業管理法1(後段)、第4(但書)、第13(但書)等法律強制性原則。

3.準用國營事業管理法30條法理(必須官辦卻無利可圖

1.便利人民生活

2.依法行政(除弊)

3.須執行官方政策

4.對抗通膨、穩定民生物價

5.依法營運、預算公款法用

6.主管機關公開操控董事會人事、財務

1.發展國家資本?未宣導?

2.民間油電財團同意?

3.懲罰高耗能、高污染產業?

4.董事會成員應稱職?

5.非法虧損官官相護?

6.非法虧損過半不破產?

7.用人唯才、依法保障?

8.不發年終獎金等福利?

9.示範或特別事業?

方案C

(民粹優先)

 

社會觀感

 

配合輿情,機動調整

維持現狀,以拖待變

.社會共識決定論

政治社會文化為主

民主選舉文化至上

1.政府不負責指導輿論?

2.選票決定公法代理人?

3.民代依法監督政府?

4官商不分,公款公用?

5.選擇性執()法?




先放火再救火、做賊喊抓賊的類比顯然誇大卻值得公法人代理者再三警惕。不管政黨顏色,基於國家憲法信賴保護和權利不得濫用兩大〈憲法〉原則,任何重大公共政策不但要落實租稅正義,更要評估調漲時機,避免帶頭誘發通膨災難而危及人民生存權,因為生活在一個租稅不公的貧富兩極化現實社會,主政者必須先保障國民「免於」陷入飢餓、失業恐懼邊緣的基本人權才行。如此看來,此前公法人的片面粗暴調漲基本民生油電價卻振振有詞作法,就的確有些反智。其實,如果查閱多如牛毛的中華民國現行國家法令,無論公民營企業,針對法人代理的行為人責任、以及禁止官商勞三方成員「故意詐騙」的規範都非常明確而詳盡。

答案依舊讓我們傻眼,因為果真追求企業化自由市場經濟,要公開與民爭利,那麼長期不當鉅額虧損的國營公司被嘲諷或建議轉讓私有,甚至依法宣告破產關閉也都必有所本,豈有企業化公司必須奉命虧損之理?不僅如此,包括號稱經濟三化典範的美國政府在內,堂堂自由化世界經貿大國盟主,如非官商聯手詐騙守法平民,美國公法人又怎會一再默許公開合演TBTF騙局(大到不能倒的企業)。事實卻正好相反;由於國營公司只有在擁有合法壟斷市場、售價自主特權情況下,才有可能配合政府「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因此,除非被依法指定為示範公司,享有預算補貼虧損保障,否則將不可能達到「便利人民生活目的」或善盡對抗國際通膨天職的責任。反之,既然國營公司將本求利,必須以事業養事業,那麼店大欺客,只要國營公司能夠隨興調高售價又豈有鉅額虧損可能?但是結果相反,無論國營公司為「藏富於民」才虧損或因企業化靠調漲產品售價存活,都難逃國會質詢羞辱或被立法院運用刪減預算來任意干預市場價格(凍漲)。為此,所謂「官股不過半」的合法假民營化公司(準國有民營)遂變成混水摸魚的免責騙局。圖窮匕見,如果能夠有效管制,無論國營化或民營化就完全沒有必要。至於雷根經濟學和1980年代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 民營化的別無選擇(TINA)神話,說白了,仍舊與當年希特勒原則所夢想的經濟帝國「所有權社會」(Ownership Society)管制鐵律,似曾相識。

整體而言,隱含內外有別並且默許道德危害、債信無限膨脹、股權民營化、責任法人化的實踐,也必定伴隨災難資本主義和風險社會的提前到來。譬如,連譽稱中華民國民營化模範生的金雞母前國營中鋼、中華電信公司,都同樣經由類似新瓶舊酒、賤賣產權手段變成「官股不過半」卻仍由政府實質掌控的合法「私有國營」企業!此即仍由官方大股東掌控董事會的假民營公司。麻煩果然來了:國營董事會不甘再因合法營運虧損被罵米虫,改制民營後大幅調高售價或浮報虛編的內外帳(會計帳面盈餘)詐騙作法,難道朝野就會從此照單全收?用普通常識判斷:國營財務會計帳目調整必定攸關國家預決算的總體財政收支結果。如僅為滿足帳面盈餘的冰冷數字假象卻大幅減損或排擠泛股東權益,則包括幕後老闆的政府影子董事會在內,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和所有官股董事會成員、各級經理人,顯然都未必符合目前標榜美式法人治理思想所要求的當責基準!

持平而論;多年來,包括A公司在內,各機關(構)配合行政院委外政策,長期大量使用勞務採購人力所引發社會詬議現象,不但實際上根本與法人無關,它更隱約證實這些故意詐騙問題都和那些不稱職文官、不稱職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的「不誠實行為」密切有關。這也間接完全印證:一旦體制內法律長期失靈,就算套用任何體制外企管商品(方案),也都將形同刻舟求劍並且註定得不償失。

(一)社會底線就是道德底線:追求法律正義別無選擇

法律是道德底線,底線當然就無可退讓(否則缺德)。為此,固然連法國涂爾幹(E.Durkheim)都堅信,社會學就是道德科學(science of morality)。類似中國法家思想「不論親疏,一斷於法」概念,西方司法女神蒙眼執法也意味著「正義無價」典範;〔52〕 然而,重視價格成本的美國實用主義社會對此卻未必認同。難怪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賀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都感嘆「追求法律正義不能無視於代價」(The demand for justice is not dependent of its price)!

既然偏好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論者信仰企業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發展鐵律,則不妨先應用經濟學常識進行以下論證:在台灣,推動體制外法人治理、責任感思想是否必要可行?〔53〕 如果從董事會投資報酬率概念估算並且選擇A公司為例,答案就昭然若揭:A公司除了必須隨時接受上級機關依法監督、擁有完整綿密的組織分工編制和類似民間企業的人資、財務、生產、銷售、研發組織,尤其它還另外特別設有董事長室、政風、稽核、品質保證、資訊等諸多輔助型單位正副主管職位,和所需各種專業、資深、主任、高級四等階的完備編制員額人力。對照此前公開推崇當責精神的中油公司董事長作法,可能同樣因為不滿體制內負責成效(或不信任已生效法規),才是他選購套用體制外當責商品的主要原因。〔54〕 大概沒有人會反問:難道「不談當責,只會負責」也有錯?答案簡單而明確:法人治理所追求董事會成員自律成效,在國營公司只要透過法定組織人力執行便可水到渠成。反之,既然已經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並且依法按照「國營董事會權責劃分表」忠實代理執行經管稽核、財務審計的興利除弊職務,假設公法人組織用人唯才,確實依法公正考核,相信國營董事會自律問題早就迎刃而解,又何來體制外當責口號的用武之地?

姑不論非經濟因素和人性管理與否的爭辯,一般認為,假設國有公司完全依照本國法令規章營運管理,那麼台灣國營董事會理當比美國企業組織的分工更為詳盡而具體有效。因為,它不但被中華民國公司法等私法體系所規範,還要被〈國營事業管理法〉等公部門法令拘束,更要同時接受中央機關考評和立監兩院的預算審查監督。理論上,公務員、國營公司董事會成員要想詐騙或貪瀆舞弊又談何容易?

再看看目前私部門董事會組織現況:台灣私有企業則完全不受國營法令拘束而擁有更為充裕營運管理彈性。董事會只要依據國內〈公司法〉、〈民法〉、〈勞動基準法〉或契約等內部規章就足以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尤其具備家族企業特性的台灣龐大中小企業,由於產權即家產的現實優先考量,董事會倘若連體制內的法令規章都「僅供參考」,那麼除非評估確實有利,〔55〕 否則不可能同意經理人守法或再故意浪費家產去購買體制外沒有生產力的企管工具(包括法人治理或當責文化在內)。筆者認為,就算從價格成本、機會成本概念來看,也應該心知肚明「羊毛出在羊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簡單道理:因為股權分散後,浪費公款的代理人,當然要對自己薪資花費能省則省。何況司法不告不理,沒有原告就沒有被告。還有俗稱以廠為家(we are family)傳統美德,向來也是國內外家族企業(尤其是早年的日本)樂於用來合情合理減少人事成本,卻又被隱藏的非經濟人文相對優勢。

以此類推,對家族企業而言,套用西方產權分離的法人治理制度不但註定要增加營運成本(減少利潤),甚至可能造成虧損內耗結果。因此,除非董事會同意廢棄既有管理規章和生效契約所需人力經費,否則,邏輯上,民間企業將不可能添購或引進體制外諸如法人治理或當責企管商品。反之,董事、監察人就可能違反公司法,董事會也可能涉及縱容代理人違約違法責任。此外,包括購買套用類似西方平衡記分卡(BSC)等其他體制外企管思想商品在內,〔56〕 國營企業所投入任何所需經費人力資產,都必須先從組織既有法令規章制度內容來「誠信」自我評估,並且嚴禁浮報虛編和假公濟私、媚上欺下的另類詐騙行為。這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已經在公民營企業董事會決議簡併裁撤由外包代理的組織重疊人力,並且在確保已經相對縮減整體管理成本支出的前提下,就不在此限。

(二)解鈴還須繫鈴人,國營公司董事會問題答案就是政府官員。

台灣〈民法〉雖然規定,只有非營利社團有償委任契約才被要求必須以「善良管理人」的專業標準來執行考評董事會的決議,不過,依照〈公司法〉、〈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國營公司董事會成員除了本來就應該依法履行善良管理人應注意義務,更要另外承擔類似公務員「依法辦事、公款法用」的雙重防弊責任,否則就是詐騙(不誠實)。據查目前國內足以隨時充分有效應用法人治理需求的法源,至少有:〈憲法〉、〈國營事業管理法〉、〈民法〉、〈刑法〉、〈破產法〉、〈公司法〉、〈洗錢防制法〉、〈證券交易法〉、〈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洗錢犯罪沒收財產管理撥交及使用辦法〉,〈農業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銀樓業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等等綿密法令體系(守法企業不會說不方便)。何況,公司法早有明文規定,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必須「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57〕 所以,包括國營公司在內,位高權重的董事會成員都要對公司決策負責才算及格,否則股東會就必須開會決議改選或撤換不稱職成員。〔58〕

雖然刑法尚無善良管理人注意(過失)用語,但在法理上,業務過失仍類似行為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注意義務(許玉秀,2009)。〔59〕 再者,由於公司董事會採委員合議制,故表面上董事、監察人雖權責分明,但會議決議結果卻仍由法人集體承受(議事紀錄載明者除外)。職是,董事會成員如有「不善良管理人」卻被縱容,如此一來,董事會就將變成不善良管理人違法免責卻由法人完全承擔的白手套(自然人責任法人化)。解鈴還須繫鈴人,國營企業問題關鍵可能就在府院陋規。比如:公營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均為官股董事,在專業經理對抗政治考量、事業經營對抗公司管理等複雜情況下,董事會權責已不可能依法明確釐清(張玉山,2005)?〔60〕 事實上,民間企業的股東會與董事會、高階經理人行為,除了不適用國營法規外,仍須接受國內法律拘束。關鍵是,當官方、社會都旁觀企業靠「選擇性守法文化」來營利,或者董事會變成經理人(大股東)背書工具,則此一體制外企業管理品質已然完全偏離公序良俗。

綜上所述,由於法人治理和當責文化制度不但完全由代理人(活人)操控,更被委任契約所嚴格限制。這就形成一個被跨國專業霸權所層層包裝的詐騙邏輯悖論:作為公司法人既是具民事主體性組織的非人類,它的法律行為主體運作卻又必須完全依靠活人來實踐。亦即「法人傀儡對自然人具有絕對依附性」。企業法人既靠活人決定生存發展,活人代理行為也必然是決定公司法人能否盈虧、興亡根源。類似見解誠如大陸學者所言「公司法人的這一特性暗含著公司法人悖論,即自然人的存在是公司利益實現的關鍵,但自然人也是公司利益遭受侵蝕的根源」(李超玲,2011)。倘若從法律對象身分來合理區分:企業法人治理代理人(負責人)應該只被限於公司法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等不具勞工身分者才適當。因為此一法律代理關係一方如非經濟優勢雇主(如自營工作者、老闆兼勞工),原則上委任或承攬契約將足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否則就可能違反公序良俗。換言之,就算上述代理人或雇主因追求責任感(自我責任)過勞致死,充其量,也僅類似無損公益的準慢性自殺行為而並不涉及違法與否問題(無原告,何來被告)。在此一客觀邏輯前提限制下,所謂的代理執行股東委託工作,受任人(或經理人)除了享有代理人權利,就更應該誠實履行代理契約所載明義務,才能夠免除違約法律責任。問題是如何認定代理人誠信最低標準,以及委任人(股東)是否依法究責?

(三)當責文化的詐騙邏輯:主管責任法人化、經理人責任董事會化。

筆者認為,課責與當責翻譯旨趣顯然有別卻因商務行銷考量而被改譯者混淆而誤導。華語課責原本隱含強調較為細緻的精確負責行動,故在企業負責文化基礎上再精確課責乃無可厚非;反之,標榜當責也正意味著,由於執法失靈,企業代理人輕諾寡信(故意詐騙)甚至違法免責現象已經十分普遍,最後,也只能訴諸道德勸說,期待企業自律。簡言之,當責用語的時尚正凸顯出華人社會不但早已存在默許不負責(或口頭負責)黑市潛規則,並且意圖套用美式文化來解決或改善此一普遍現象!因為代理人既是具備獨立利益和行為目標的經濟人,它也同樣偏好機會主義並且暗藏道德風險和許多逆選擇問題(廖家聲、高豔霞,2008)。

事實上,代理制度固然強調理論的相互制約,但也經常排除或低估欠缺誠信的違法成本。何況經理人濫權免責,不但會讓制度失靈,更將導致產權的模糊。諸如,明明是經理人未先善盡告知(應注意)責任,只要把過錯都推給法人(董事會)便可順利免責脫身,此即專業責任的法人化或將「經理人責任董事會化」。問題重點是:所謂董事會共同負責也常視同委員會合議「實質免責」(高舉輕放、概括承受)-因為真正犯錯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其實到最後都能弄破不賠。回首百年歷史,不但私有企管失靈的公司向來樂好此道,就連官官相護、習慣宣稱「決策錯誤」的國內外政府失靈邏輯也經常如出一轍(譬如罰由下起、棄卒保車或丟車保帥後斷尾求生)。不過,委託即信任,代理責任由法人承擔,責任董事會化(主管責任法人化)之說雖非無據,卻也證明它的確也是一個相互矛盾、似是而非的反推理「悖論」。

華人社會素來信服「童叟無欺」的儒商之道,並且原不存在買空賣空、輕諾寡信的金融詐騙文化。但受到積非成是近墨者黑的負面影響,這些現代高科技犯罪行為顯然大多都師承自美國並且陸續在俘虜理論、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債信破產、金融危機等現象幫襯下,再經由像是Washington Consensus、WTO、IMF、MIC等跨國金融組織,分別交叉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等複雜漂白策略,讓世界邊陲國家資產利益,最後都被合法輸往美國(雖然美國債信、民主政治的治理能力目前備受質疑)。尤其,當美國官方針對國內企管普遍失靈束手後,體制外的抽象法人治理、責任感自律管理思想,便藉此應運而生並且如魚得水。以台灣國營公司為例:政府及社會明知國營法令規章多如牛毛還有綿密權責劃分表,卻依然浪費公帑人力,執行諸如法人治理、當責文化等體制外管理活動。此一主管責任的法人化(虛擬當責)思想不但等同肥貓級經理人「免責有理」的白手套,所謂的法人負責、口頭當責口號也往往變成董事會詐欺文化的美麗包裝,和時尚桂冠。

1.黑心產品源自黑心董事會的縱容

民主法治社會,公司董事會成員倘若都確實遵守本國法令並且以負責為榮,邏輯上,包括洗錢行為在內的所謂企業犯罪升級案件也就無從發生。果真如此,西方又何需煞費周章推行體制外的法人治理、當責文化?諸如此類,原可避免的管理災難,答案就難免確實令人沮喪。因為授權代理業務的企業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其實並沒有真正負起法律責任,還有不堪長期執法從寬文化下所縱容的劣幣驅良幣黑市潛規則猖獗,才讓企業守法交易成本大增而難以生存。法人傀儡雖然操之在「人」,因此沒有自然人的參與,法人權利也就無從行使。當然,除非民營守法公司另闢財源或選擇同流合污,否則,在官方默許企業非法圖利卻不必支付違法成本(或少許)的情況下,不堪虧損的守法公司遲早都會被淘汰。

具體規範也都必定散見於各國法令規章。然而,制度再好也禁不起人為破壞。

君不見,經濟大國明知企業犯罪歪風與官方執法公信直接相關(與所有權經營權無關),卻仍推動法人當責模糊策略?姑不論1920年代美國洗錢犯罪歷史,目前包括國際盛行高階統治或當責文化風潮,也許都和偽經濟學神話、世界體系(world-system)核心大國行銷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策略有關。

我們不妨追根究底。只有活人(自然人)才是真正唯一責任主體而並非法人傀儡。受到眾口爍金負面影響,其實,反智主義所批判的守法笨蛋文化社會現象都是追求法人詐騙免責必然結果。〔61〕 果真如此,那麼自然人吹捧法人治理優先或當責文化奇效云云者,豈非公開鼓勵或默許代理人詐騙行為免責?高盛公司集團又何其龐大,2012年3月14日,它同樣因為被執行董事葛列格•史密斯(Greg Smith)在《紐約時報》揭露高盛法人「有毒的、破壞性的」文化、把客戶利益放在次要地位等醜聞,而讓高盛股價在當天就下跌3.4%,平白蒸發掉大約市值21.5億美元!〔62〕 問題是,法人何辜?它,向來都完全任由代理的「活人」一手操控,從無例外!

作為道德底線共識的國家法律,不外希望有效制約個人或團體違反公序良俗。為此,公元321年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Domitius Ulpianus)就浪漫推定法人即公信。他強調「團體成員是誰都無關緊要,團體債務既非個人債務,團體權利也不歸個人所有」,於是法人組織也成為集體誠信的象徵。果真如此?其實倒也未必。如今,目睹包括公部門對象在內的自然人責任「法人化」風潮雖方興未艾,〔63〕 然則,法人傀儡的誠信與否卻始終完全由自然人來做最後決定,否則,將無法說明:全球化市場發展所造成的生態浩劫元凶,以及應該由誰來負責?或許,正因為自然人責任被法人化,法人治理強調的責任感口號和企業當責文化,才變成反智主義所嘲諷的官商免責工具。

2.脫罪白手套:責任法人化的結果就是重演五鬼搬運、金蟬脫殼鬧劇。

1980年代,已故經濟學者蔣碩傑就曾經揭穿「五鬼搬運法就是金融赤字」印鈔救市的官商債信詐欺陽謀(金蟬脫殼)。他認為「假使有人既不從事生產或服務,又不肯以適當之代價向人告貸,而私自製造一批貨幣,拿到市上來購買商品,那就等於憑空將別人的生產成果攫奪一份去了一 樣。這不是和竊盜行為一樣麼?」(2011,吳惠林引自蔣碩傑言論)。價值原本來自勞動,比較通俗而原始的說法:只有活人才有能力決定企管信譽而非法人傀儡,政府公僕當然是唯一推手。常見朝野以本國經理人(專家)年薪不及國外標竿企業為由,替國內肥貓級文官抱屈,甚至隱含合理轉移過失焦點或將責任都推給法人的自肥邏輯。問題是,這些抱怨年薪不夠高的市場化論述,卻避談「問心無愧坐領享高薪」的腐化現實:2010年(99年度),宏砦q腦公司每名兼任員工董事雖然平均年薪高達9542萬台幣,不過宏硌釣ぁ[上員工酬金總額卻只占稅後純益約4%。〔64〕

儘管如此,2011年9月,一些信仰市場化基本教義的論述仍然毋寧為此激辯:台灣央行總裁年薪不到300萬元台幣,私人銀行董事長年薪則3000萬起跳。台灣證交所董事長年薪約500萬,新加坡、香港等地同職位年薪都在3000萬以上。〔65〕 卻沒有人會反問,台灣產官學菁英與他國政經社會責任貢獻度的比較。

與此相反:2011年台灣勞工薪資雖然少得可憐,但經理人的年薪卻又高得離譜!十年前,大陸社會就普遍不滿「薪水是普通工人34倍,CEO憑啥赚那麼多」(小馬,2001)?難怪十年後的台灣國民所得薪距早已經相差75倍!〔66〕 如此看來,包括國內外家族企業在內,倘若公司董事會、監察人明知並且縱容經理人違法事實,那麼,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責任)的該公司負責人(如董事、監察人)至少已經違反〈公司法〉第23條規定而形同詐騙(不誠實)。〔67〕 一般較為保守說法:類似政府機關法人,作為合法團體象徵的行政機構也同樣被法人化、法制化。例如,為了要因應包括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改制在內的需求已在2011年4月制定實施的〈行政法人法〉,以及此前推動私有化政策而行之多年並視為理所當然的前置作業「公司化」(incorporation /corporatization)。〔68〕

其實,只有活人才真正在乎生命財產自由(包括以冒險著稱的企業家)。〔69〕 既然法人必須完全靠活人代理行使權利義務,那麼,法人登記後的最壞結果也不過是被塗銷或宣告破產,「它」更不可能去坐牢或被槍斃,當然也因此就任人隨便把玩!否則官商個人違法如果不被公正嚴懲,縱使將出問題組織裁撤,亦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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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輕諾寡信就是欺騙行為也必定違反誠信原則(帝王條款)。甚至較為極端的說法:無論人數多寡,如果相關法人代理人或自然人都確實具備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要件,當然也可能就是犯罪行為。官方及社會倘若長期縱容國內企管失靈現象而養癰成患,則已視同該國政府宣告信用破產。
45  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即品牌廠商。抽象責任感與具體負責定義有別。前者引自英語(accountability),在中文社會,感覺並非行動。責任感品牌當然不能取代負責行動。
46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在2004年11月便已完成「行政法人公司治理模式可行性」委外研究報告。
47  如1998年,中華民國家族企業東隆五金、廣三集團、萬有紙業、台中精機、美式家具等業主因公私不分(經營權所有權合一)、掏空法人資產護盤後破產等醜聞。2006年後,中華民國雖宣稱已將公司治理法制化(如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審查準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但仍陸續發生金融洗錢、掏空資產、股市內線交易等企業詐欺犯罪醜聞。
48 2011年9月初,全球網頁重申A公司「長久以來秉持『當責、創新、專注、顧客導向』之經營理念,致力於國家航太科技產業之耕耘,現更依國際經合組織『OECD國營事業公司治理指導原則』之架構,逐步建構符合公司治理精神之經營環境,提升投資人及全體員工之利益。」事實上,早在2002年A公司法務人員已經完成公司治理研究報告並曾建議務實為本,慎勿濫用。
49  根據筆者深入瞭解結果,當年,此一新聞報導事件發生後,A公司某專業人員曾向主管國家公文書規定的行政院研考會諮詢,由於研考會答復:包括簽陳在內的公文書,承辦人必須簽章負責。因此A公司內部事後也從善如流公告更正。不過據聞A公司內部仍有某單位陽奉陰違,依然禁止組長、專案經理層級以下的承辦人在「由董事長核判簽陳紙本」簽章。
50  較著名的例子莫過於:199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經濟部長趙耀東同意推動「公營事業企業化」,以及2003年2月26日,前總統陳水扁所公開標榜的「國營事業先企業化再民營化」觀點。
51  一旦景氣不佳幾乎年年如此;譬如,2012年2月4日中華民國民視就播報「農曆春節假期才剛結束,中油跟台電兩家國營企業,都紛紛傳出因為不堪虧損,打算要調漲油電價的消息,不過中油跟台電對外喊窮,對內卻照樣發給員工,高達4.6個的年終獎金,讓很多民眾大罵時在不合理,在野黨立委更質疑,國營企業不論盈虧,每年都發出豐厚的年終獎金,已經成為政府變相買票的工具。去年帳面上,大虧387億的中油,以及同樣巨額虧損的台電,都發給員工4.6個月的年終,….讓民眾實在很眼紅。看到國營企業員工,年終一個高過一個,民眾真的一肚子火,不過政府高層卻不敢大刀一揮,砍掉國營企業員工的高額年終」。該網頁標題直指「喊窮年終照豐厚 國營企業挨批」。然而每當民生富裕年代,輿論卻從不在意國營企業法人缺失或員工待遇。
52 道德就是共識。涂爾幹觀點認為,道德是一種經由共識製造的公共財。因為假如社會就是倫理道德目的,那麼道德同樣也是製造者(涂爾幹,1925:86)。(D.A. Reisman,226)。
53 2011年10月10日《經濟日報》社論主張「公司治理之真諦在興利」(興利優先)。內容略以:2004年中華民國爆發博達、陞技等上市公司舞弊案,〈證券交易法〉遂配合修正通過。此一修正雖在防弊,但防弊思維卻也變成落實台灣企業推行公司治理隱憂。事實上,薪酬委員會制度施行迄今,至少約有110餘家資本額超過100億元的上市櫃公司,應該依法在九月底前設置薪酬委員會,其餘的大約1,500多家上市櫃公司最遲也要在2011年底前完成設置。7年來推動成效存疑。
54 中油公司董事長潘文炎曾在美任職,2008年推行目標管理標要求人事主管推廣《當責》理念。
55 2005年底,台灣全面修正〈證券交易法〉並套用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等法人治理機制。2010年11月,台灣〈證券交易法〉增訂第14條之6:上市櫃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背景則是,2010年4月公布台灣證券交易所資料證實,有近百家上市櫃公司雖然連兩年虧損,但董事、監察人酬金總額依然增加,遂引發二十幾名立委連署提案修法。
56 平衡記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簡稱 BSC)自1992年由美國學者Robert S.Kaplan David Norton提出後便逐漸發展為目前25種最時尚管理工具之一。參照網路企管百科資訊觀點:BSC須長期投入高成本且有相當負面影響及失敗風險。譬如採用BSC的組織也包括:更換幾任總經理仍然業績不良、分公司業績管理存在諸多虛假利潤、短期行為等問題公司在內。然而這些問題,其實原本早就應該從既有法令規章或契約內容進行改善解決,尤其是國營公司。
57  現行〈公司法〉第23條載明「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58  〈公司法〉第8條第2項規定「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59  參閱2009年4月3日大法官釋字第656號,大法官許玉秀部分不同意見書內容:「…刑事上縱然沒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或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的用語,但是有業務過失與普通過失的區別,會被認定為業務過失的人,就是必須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人。…」
60 台灣國營事業董事長、總經理多被詬議為官派政治酬庸,甚至董事長也可能兼任總經理。詳2005年,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國立中山大學張玉山、楊芳玲研究報告〈如何加強公營事業的公司治理〉見解。尤為荒誕者,查閱2009年11月監察院調查報告資料並經證實:確有某國營公司勞工董事疑似依〈工會法〉指摘該公司經理人不當勞務採購合約案(勞務派遣)而遭公司申誡懲處。亦即公司經理人竟然可以處罰公司董事!
61 守法笨蛋文化(law-abiding idiots culture)等同社會默許守法成本偏高的黑市交易。
62  2012年3月16日中國證券報(網路版)就報導「2008年1月,高盛集團財務官薩拉•史密斯在2007年10月30日寫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一封信公之於眾。信中透露,該集團提前預見到2007年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熊市並大量做空。由於涉嫌有意向投資者隱瞞關鍵資訊,美國紐約州立檢察院、康涅狄格州檢察院表示將對高盛等華爾街機構“是否有意對投資者隱瞞高風險債券的關鍵資訊”進行聯手調查。」史密斯在信中坦言:「我出席衍生品銷售會議,會上沒有花哪怕一分鐘時間來討論如何幫助客戶,而僅僅討論我們如何能夠從客戶身上賺取最多的利潤。”他爆料稱:“在過去的12個月堙A我目睹了5名董事總經理將他們的客戶稱作‘傻瓜。」
63 行政法人概念已被國際援引,諸如日本獨立法人組織的「國立印刷局」百餘準公部門的非公司組織。台灣除早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外,2011年4月已制定〈行政法人法〉,以便將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等機關也依法陸續變更為官方行政法人機構。
64 權利義務相對。根據2011年7月29日《聯合報》報導:台積電的董事兼任員工酬金加總後,一年也可領取6189萬元;統一集團「雙薪」發放總額4.5億多元,排名第三;日月光及台積電則各發出4.4億及4.3億多元。前5名公司中有4家都是電子業。粗略比較,遠東新董事「最幸福」,平均每名董事可領約3564萬元,其次為正新公司董事的2786萬元。排名第3的中信金每名董事也可領到大約2696萬元。就連排名第10的台新金控平均每名董事也可以領到酬金1409萬元。
65  請參閱網路資料:摘自2011年 9月 26日東南網,中國窗張貼〈台灣遭遇人才外移潮 留住人才成競爭力提升考驗〉報導內容結論(引述台灣部分學者及政界人仕觀點)。
66  2001年04月25日大陸新浪縱橫就曾報導過:這些不盡義務只享權利的ceo理想薪資,往往高於普通工資34倍以上。
http://finance.sina.com.cn/j/56222.html。2009年6月,中國大陸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蔡繼明引述大陸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已經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則遠超過美國(維基百科引自和訊網理財頻道. 2009年6月26日)。
67  此前,中國大陸已有學者公開主張將公司治理改稱為「公司管治」。
68  純營利社團法人為公司企業,故俗謂法人化,亦泛指公部門的公司化。反之,則未必。
69  法人完全沒有承擔自由刑(判處服勞役、拘役、徒刑、死刑)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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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兼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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