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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法律網 > 法律知識庫 > 作者專欄(一) > 曾建元教授

中國未來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轉型正義觀點看中國共產黨反右運動五十年(上)

文 / 曾建元教授
【台灣法律網】


中國未來民主化是否可能?

由轉型正義觀點看中國共產黨反右運動五十年

主辦: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國家發展研究所)
時間: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二七○七二三研討室
主持: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台灣公民社理事長)
與談:徐文立(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關係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中國民主黨聯合

總部(海外)主席)

葉永烈(上海作家協會作家)

薛偉(北京之春雜誌社經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淩文秀(香港作家)

陳愉林(香港作家,原北京外國語大學右派學生黨員)

張成覺(香港作家,原交通大學機車車輛系右派學生)

陳詩(高級工程師,原甘肅省建設委員會右派公務員)         

汪岷(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祕書長)

魏玫娟(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家惠、蘇鈺楠(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整理:曾昭儒(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學生)

策劃與校訂: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

 

前言

反右派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於一九五七年發起的針對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在文化上的意義,是宣告與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根本決裂;政治上的意義,為終結了一九四九年以來具有大聯合政府形式的多黨合作關係,完全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在社會上的意義,則是中國共產黨利用對於所謂右派份子的羅織和迫害,對於社會展開全面的宰制。為了坐收引蛇出洞和殺雞儆猴的效果,中國共產黨刻意縱容誣陷和迫害,任令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被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剝奪原有的工作、斷絕社會關係,而送交勞動教養,自由和人格遭到嚴重限制,甚至不幸犧牲生命。一九八一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第六次中央委員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反右的錯誤在於擴大化,拒絕平反。

自從頭號右派份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交通部長章伯鈞的女公子章詒和追念其父親及右派知識份子的著作《往事並不如煙》(《最後的貴族》)在台灣和香港出版而獲得熱烈迴響後,反右派運動的平反一時成為全球華人知識界與文化圈所關心的問題。為了促使更多人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制和反智的本質,也為了在歷史和人民的集體記憶中真正平反右派,二○○七年反右派運動五十週年,在全球華人社會有系列的學術會議舉辦,分別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爾灣分校亞洲研究中心、南加州華人圖書館館員協會和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於六月二十九、三十日假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市立圖書館召開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九月十七日香港民主中國促進會假香港將軍澳主辦的《被埋葬的青春──反右五十週年》研討會、十二月五日香港亞大政治法律學人學者聯合會假香港睌蚾s店主辦的《生的權利: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暨中國生態危機與維權運動》研討會,以及十二月十八日在台灣台北由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未來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轉型正義觀點看中國共產黨反右運動五十年》論壇。

台灣的反右論壇是由我協助中國民主黨祕書長汪岷策劃的,原擬在台中亞洲大學舉辦,因經費無著而臨時決定改在台北舉行,此則非常感謝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國家發展研究所)李酉潭所長的鼎力相助,同時也要感謝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組陳錫鋒碩士和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郭展瑋的辛勞。原邀請自費赴港及來台與會的中國大陸右派人士,全因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阻撓而無法成行。

──曾建元誌於台北晴園,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十一時半

 

拋磚引玉

徐文立:首先謝謝李酉潭教授熱情地歡迎,也謝謝各位前輩先進和朋友們、還有同學們能夠與會。來到臺灣,特別是今天,我感覺特別榮幸,榮幸什麼呢?就是我們這個研討會,是在國立政治大學的校園裡召開。政大在臺灣、在全世界,它的地位是崇高的。另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住的地方也很榮幸,跟臺灣總統的玉山官邸比鄰而居。當然更榮幸的,有這樣的一次機會讓我們來回憶五十年前的事情。在座的一些老先生,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有一點像「出土文物」。他們已是歷史人物時,即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這段事情,我待會兒再談。所以,看到這些當年被當作右派的人時,真是讓我肅然起敬,覺得他們非常了不得。不管後來他們有怎樣的經歷,當年能敢於說真話,正是中國大陸最缺乏的,他們開了風氣之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我個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不管在執政之前還是執政之後,都犯下了許多反人類罪。在執政之前,我今天在車上跟張成覺先生談到,毛澤東最狠毒的一次,就是用所謂西征的辦法,借刀殺人,把張國燾的部屬,即紅軍的主力部隊給滅掉了,為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稱王稱霸打下了基礎。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執掌了政權之後,對中華民族最惡毒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把社會的脊樑給打斷了,讓社會的精英和整個社會「噤若寒蟬」。「噤若寒蟬」是我在美國授課時常提到的詞,對外國學生來說,是非常難以理解的。但是,當他們瞭解這幾個字的意思之後,他們深刻地感覺到,當年五七年的某些知識份子敢於講真話,後來我和同仁們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從事民主牆的民主運動,以至於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國民主黨的非同一般的意義。我給了我的學生們一個背景資料,讓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執掌了政權之後,對於中國、對於中華民族意味著什麼。這一次,我非常榮幸的是代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來到臺灣訪問,我非常感謝臺灣的相關單位,在我入臺還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讓我盡快地進入了臺灣桃園機場,以免人困在香港機場,因為現在的香港當局已經順從中共當局,不讓我進入;在這件事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陳明通主任委員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為我和夫人賀信彤補辦了入境手續,並且很快地跟朋友們見了面,讓我感動。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讓我更加意識到臺灣有許多的經驗值得我們汲取,即不失法理下的靈活,和對規章的嚴守。
    這幾天,我們走了很多競選總部,看到了非常熱鬧的場面,有那麼多的「神明」出來助選,有那麼多老公公、老婆婆出來助選,這個過程,確實非常地令我們感動。
    這個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在創造歷史。什麼樣的歷史呢?就是中國大陸的政黨組織,特別是反對黨組織,是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這帶有首創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化的進程,對於中國政黨組織的發展、兩岸政黨的關係都會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一點不是我們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我只是做一個簡單的引言,只是藉今天這個機會表示感謝。下面就由在座的各位,用簡單的話語來自己介紹自己,我想這樣可能比較好。謝謝大家。

 

政黨就是要當反對者監督執政黨並且爭取成為執政黨

李酉潭:謝謝,我非常謝謝徐主席的這番話。尤其他剛剛提到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的反對黨組織踏上臺灣的國土,由這個角度來想,就像星期日的時候我跟他們去爬山時,我問他們說第幾次來臺灣,他說是第一次,當然也是第一次來政大了。我們星期日在政大爬後山時,有先做一個比較軟性的交流,那今天更榮幸的是我們舉辦座談會。我特別強調一下原來曾建元教授跟我聯絡的時候題目是「

往事並不如煙」。我想說因為是在政治大學,目前的所在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我們已經向教育部申請通過改名成國家發展研究所,我們新的招生名稱就叫做國家發展研究所,而且我們的兩個主要研究方向一個是當代中國,一個是臺灣與亞太,作為一個學術單位來接待各位,我跟曾建元作了E-mail的聯繫,我們去檢討過去五十年,事實上也展望未來,尤其是中國未來可能政治民主化,就像剛才徐先生這樣談,包括反對黨的成立也是為了民主化。現在黨的意義跟古代黨爭的黨不一樣,現在的黨是為了取得政權,否則不需要成立政黨,叫做民間社團就好了。政黨就是為了要參政、政黨就是要當反對者監督執政黨並且爭取成為執政黨的機會。我常常講一句話:只有在反對黨有機會變成執政黨的地方,才會制定出對反對黨公平的法律。你不可能期待一個永遠一黨執政的國家它會對反對黨制定公平的法律。所以不管臺灣的民主化過程會不會有坎坷、會不會有起伏,但是長期來看,這些都是基於人性。更何況政黨的監督就是避免權力腐化,中國目前來講它可能可以解決權力轉移的問題,它可以解決所謂文人來統領軍人的問題,但是它可能無法解決腐化的問題。而解決腐化的問題正是民主政治的價值之一。就像我今天的課我帶了幾個同學,是原來在上我們《民主與人權教育專題研究》的課,我帶領大家看一本有關人權的書,Michael Freeman著的《人權:跨學科的探究》,最後一章所談的,是所有人權都立基於避免權力的腐化。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所以反對黨監督執政黨的目的,在追求執政的過程中事實上最後回到避免政治腐化,保障了基本的自由人權。自由民主的價值首先在於維護基本自由人權,再來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快樂。我在研究民主化的過程中,也體驗到一件事,為什麼我喜歡強調臺灣的民主化是文化大革命,因為在以前中國的儒家思想上根本沒有這樣的價值觀,就是在謀求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快樂的同時先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自由人權。在以前的政治思想裡面並沒有這種觀念,這是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才有的價值觀。所有的統治者都說要為人民謀福利,只有民主政治說先保障每個人的基本自由人權。在這裡特別再次強調我特別榮幸能接待各位,我想剛才徐先生說先請各位自我介紹一下,再開始我們今天的座談,我們依序先請汪秘書長。

 

海外中國民運老將

汪岷:大家打開議程,後邊都對各位有簡單的介紹。不過在此,還是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汪岷,廣東人。香港出生,但是求學階段都在廣州市,也是在廣州市開始參加大陸人民主運動。

我在一九六八年因為反對「三紅」(注意: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專用語──紅太陽毛澤東、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紅色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被廣州市的軍事管制委員會跟廣州市中共委員會以反革命宣傳罪抓了進去坐牢

。一年牢出獄之後,定位反革命份子,在五七幹校及其分校裡面受監督勞動改造。開始是軍訓團,後來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學校的勞動改造管教隊,天天拿著紅白兩色的棍子,名曰打狗棍一直看著我,在裡面勞動了八年。一直到第八年才平反出來。

我出獄之後,在廣州市第十六中學擔任教師。一九七九年我參加了民主牆時期的民主運動,和王希哲、劉國凱等人在廣州分別出版地下刊物《未來》。

後來中國大陸跟美國建交,我是第一批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但我不是公費,而是自費。出國以後,一九八二年的年底跟一九八三年的年初,我就認識了中國第一個公費留學生在外國拿了博士學位的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院實驗醫學哲學博士王炳章,他公開反對中共的專制統治。於是我們在他的帶領下辦了一個雜誌叫做《中國之春》,其中有當年最老的成員梁恆、宦國蒼還有幾位中國大陸的幾位學生。我一直以來都在海外的民主運動擔任一些職務,我當過《中國之春》的主編、編輯,也當過中國大陸第一個海外的反對派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副主席,王炳章是第一屆的主席,我是第一屆副主席。後來我是中國民聯主席胡平的助手,也當過總幹事,也當過中國民聯聯盟委員會的副主任。一九九三年之後我就當了一個民運組織、叫做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總部的副主任,也當過監察委員會的主席,後來當了主席。一九九八年中國的秦永敏先生、徐文立先生、王有才先生在大陸組黨的時候,我就在那一年在海外參加了中國民主黨。
後來他們都在坐牢,所以我們就在海外呼籲。我曾經帶領中國民主黨的代表團到日內瓦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召開記者招待會,並且在國際人權的組織裡呼籲

,希望能夠釋放他們。我曾代表中國民主黨在一個全世界國家的反對黨聯盟國際自由政黨聯盟的大會上呼籲。當年這個匈牙利大會呂秀蓮、蕭美琴代表臺灣民主進步黨,香港立法會的鄧家富議員代表香港民主黨。我是作為大陸的民主派跟中國民主黨來代表發言。後來我也擔任過《中國之春》的社長,但《中國之春》因為經費的問題目前停刊。在最近的這幾年,我擔任徐文立主席領導的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的祕書長。

介紹完我自己之後,我想介紹一下,其中有一位很特別的來賓,前幾天我在臺灣教授協會所舉辦的《二○○七年臺灣政情觀察期末報告》發表會上呼籲了好幾次,呼籲釋放一個大陸的民運人士,他從大陸逃出來的,但是由於他手續沒有辦好,被關在臺灣的靖廬。他名字叫做蔡陸軍。我跟徐主席想進去看他,由於我們這幾天的呼籲,陸委會就給我們做了一個答覆,陸委會的答覆是說你們不用跑這麼遠,我們把他送出來吧。他昨天晚上就從拘留所裡面送了出來。(蔡站起來,大家鼓掌)

 

反右派運動研究著作屢屢被禁

葉永烈:我是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我非藍非綠非紅,非民運人士,非異議人士,也不是右派份子。我是以作家的身份來參加這個會議。我是北京大學畢業,後來長期從事中國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的紀實文學創作,在中國大陸採訪了很多中共的重要人物,也採訪了許多相關的機構,另外我也採訪了將近一百位的右派人士。我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介入反右派運動的研究與採訪,出版過十來本關於反右派運動的著作,我目前所有的著作超過兩百種,其中有四十多種在臺灣出版

。我作為一個作家,對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的研究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右派,還有一方面是反右派運動的決策者,其中包括毛澤東的兩位政治秘書,一位是陳伯達,還有一位是胡喬木。陳伯達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我多次採訪他本人,寫了七十萬字的《陳伯達傳》;我也為胡喬木寫了四十萬字的傳記《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陳伯達和胡喬木,協助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進行反右派運動。我正是從這樣兩個方面研究反右派運動。我寫了七十萬字的《反右派始末》一書。這部書在一九九五年初次在大陸出版,二○○○年出版修訂本,兩次出版兩次被禁,成了中國大陸的禁書。我其他的關於反右派的書,如《沉重的一九五七》、《五七年的血淚》、《離人淚》等,也是出版一本就被禁一本。所以今天能在這裡跟大家見面見面,暢談對反右派運動的看法,非常高興。

薛偉:我叫薛偉,中學教員,四川外語學院俄語科畢業。二十歲的時候遇上文化大革命,被判為現行反革命,入獄十年。一九七九年被鄧小平平反。到一九八○年,成為中國大陸的第一批自費留學生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得到政治庇護之後就沒有回去。一九八一年我在海外成立了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大陸移民協會

。一九八二年起參加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即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擔任中國民聯監察委員會主任。後來任《中國之春》經理,在一九九三年的時候,轉任《北京之春》的編輯委員和經理。現在是中國民聯主席,《北京之春》的經理、編輯委員,還有國際漢藏協會的會長。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陳詩:我叫陳詩,在天津大學學土木工程,一九五四年畢業。當時在大陸服從祖國統一分配,就此把我給分配到甘肅省的省會蘭州市。其實我去了以後並沒有搞土木工程,那時我們面對蘇聯援建中國一百五十六項特大工程,我奉命改行搞城市規劃,是現學現賣。雖然年輕,我二十一歲大學畢業,二十二歲當了正處長。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甘肅省蘭州市建設委員會主任是當時中共蘭州市市委書記楊一木兼任,副主任則是蘭州市市長孫劍峰兼任,秘書長則是後來被評為中國城市規劃大師的任良英(任是哈爾濱工業大學俄文班畢業,與臺灣行政院孫運璿院長同期)。任在一九五七年也打成黨內大右派,平反後曾升為蘭州市副市長。

當時建委下有一規劃組,我當時二十二歲就當了組長,手下共有十餘名工程師,都是解放前留下來的老工程師,東北幫的、上海幫的、很多都是留過洋的。我則是黨培養的青年團,少壯派。可惜好景不長,過了兩年多,五七年時我就中了「狀元」,打成右派。當時很嚴重,這種政治運動,我還是生平頭一回遇上,所幸我沒有抗拒運動,乖乖地就六體投地啦。坦白從寬嗎,要求你脫胎換骨重新作人。沒把我送到夾邊溝去。如果去了夾邊溝,那麼諸位現在就見不到我啦。六一年摘掉帽子,七九年改正。我一直有個論點,就是形容詞變了,名詞沒有變。五七年是戴帽子右派,六一年是摘帽子右派,七九年是改正右派,最後是永遠右派。永遠被共產黨列入到另冊,也就相當於印度的賤民。這個帽子在你的身上是永遠的烙印。

集半個世紀教訓,令我認識到,共產黨的話是絕對不能信的,要牢牢記住這慘痛的歷史教訓。八八年從蘭州來到香港,曾先後從事房地產開發技術工作(打工仔)。我關心並參與海外民運,只是普通一兵

淩文秀:我叫淩文秀,在網路上常用的筆名是武宜三。我不是反右派運動的直接受害者,我只是間接受害者。我原是學工科的,被迫學了二、三十年中共黨史,到香港後倒主動地研究起中共黨史來。前幾年到華盛頓看到韓戰紀念碑,很震撼。所以,最近幾年開始收集右派份子的資料,編寫《右派份子名錄》,做比較具體一點的工作,一個個地把他們的名字收集起來;當然,跟各位前輩先進比,落後了二十年。

 

我被共產黨改造成為真正的右派

陳愉林:我叫陳愉林,原來在大陸是從事環境保護的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六四後到香港當作家。我就想到五七年那一年,我在學校裡還不到二十歲就被打為右派了。我是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上學時打為右派的,而且我的右派和其他人不同

,我是學生黨員右派。我在一九五六年入黨,到現在我的黨齡應該是五十二年,就是說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在我小的時候參加共產革命時他們還在穿開襠褲呢!

五七年我是學生反右領導小組的成員,我是領導打右派的。當時黨委書記找我談話,那時己是五八年反右補課的階段,我們黨支部有兩個右派名額,湊了半天還差一名。那麼你呢,家庭出身不太好,有很多海外社會關係,你是最聽黨的話的,你是黨的馴服工具,現在委屈你一下,湊個名額,當一陣子右派怎麼樣?那麼我就想,我是黨員,理應是黨的馴服工具嘛,黨要我幹啥我就幹啥。黨叫我當左派就當左派,叫我當右派就當右派。我就這樣地承擔下來啦。

但是呢,我既沒有寫過大字報,也沒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但是當右派總歸要有些事實根據。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了,原來在五七年鳴放階段,大學黨委派我當學生代表,參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彭真的接見。因為我會速記,同學們推薦我當紀錄,回來以後我給大學黨委寫了一份匯報,把那個彭真講的話一字不漏連標點符號都不丟地給黨委寫了一份匯報。我隻字不漏原原本本地記錄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動員報告。後來這份彙報便成為我劃為右派的唯一根據。

為什麼他講的就是對的,而我忠實地記錄他的話就是右派言論呢?到現在我還記得五十年前黨委書記是怎麼解釋的。他說第一,彭真同志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他講這個話是貫徹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陽謀政策,錯不了;第二,你現在傳達他所講的這些話就是右派言論,錯定了。我就只好當右派啦,開除黨籍和學籍、改造勞動。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小青年,成了混進黨內的右派份子。

我被發配到內蒙古草原去改造,改造了二十年。改造期間我偷偷地拜師學習了環境保護工程,因為右派不准搞外交工作,外交工作是出身紅五類的人才有權利問津的。到七九年改正了,恢復了我的黨籍。五六年共產黨第一次把我請進共產黨,五八年開除了我的黨籍; 七九年又把我第二次請進共產黨。到六四的時候

,我同情學運,當時我是一家中央級設計研究院院長,不堪忍受壓抑沉悶的政治空氣,來到相對自由的香港。又一次把我「請」出了共產黨,所以我是三進三出共產黨。

五七年反右時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左派,劃為右派後我感到委屈、冤枉,因為我認為自己仍然是左派。但是當我改造了二十年以後呢,共產黨把我改造成為一個真正徹頭徹尾的右派了。    

    

右派無罪,罪在毛澤東

張成覺:這是我們陳愉林先生講的。怎樣分左派跟右派?我上學時本來是從來不管政治的,但也免不了成為右派,因為什麼呢?因為我父親的緣故。他是小染坊主家庭出身,一九一八年考入北京大學,一九二四年政治系本科畢業。他生前跟我講過,毛澤東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候曾經給他服務過,因為毛澤東的任務就是給每天到圖書館看報紙的人登記,或者他們要看什麼雜誌,就拿給他們,一個月八塊大洋薪水,那個時候這不算不少啊。我父親就是他曾經服務過的對象。北大畢業後我父親當過東莞縣長。主要基於這個原因,他在土地改革中被鎮壓,到反右時我也就在劫難逃了。那是一九五八年一月的事。之後被發配新疆二十多年

,其他的經歷可說是乏善可陳。像陳詩先生、陳愉林先生,他們做了很多事,我就在新疆的農場堻珧吽C這裡有一個寫法不對,說我去新疆勞改,右派不是叫勞改,右派一般不勞改。我是一九六零年九月底到新疆。當時是去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上頭把上海交大所有在校的右派,講師也好、教授也好,或是已經在上海郊區監督勞動也好,都給吸收進去了,美其名曰支援邊疆建設。我們去的時候是以右派名義建設邊疆,不是勞改犯,但我們實際上的身分,應該說不如勞改犯。勞改犯大體上有兩種:一種叫政治犯,一種叫刑事犯。所謂政治犯其實不是像我們徐文立主席那樣,有了不起的思想,這些政治犯無非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這段時間,四川、甘肅農村的那些沒有文化的農民,參加了一些國民黨組織的或土匪組織的暴動,就被稱為政治犯。這些政治犯他們沒有文化,但畢竟還有一些反共的意味。而刑事犯就沒有反共的意味,有可能是強姦,有可能是搶劫,也可能是扒手或打架,那些人絕對不構成對當局的威脅。所以在新疆生產兵團,像我們這些屬於專政對象的人物呢,按地位高低,第一是刑事犯,第二是政治犯,最差的是右派。我就把這個解釋一下。

近年來我寫了一些書,其中有三本跟反右派有關,《西域恩仇記》、《在那遙遠的地方——新疆回憶錄》和《六十餘年家國》,還寫了一些別的作品。時間關係,我不多講了,只講一點。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們政大的學生,年輕有為,我感到非常羨慕。我上大學的時候還沒有滿十七歲,才十六歲多,那時候根本不懂政治。你們這一代大學生,許多地方比我們那一代強,所以我非常羨慕各位。大家願意來聽這個演講,我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從反右看毛澤東的治軍、治黨、治國、治人之術

徐文立:我想接下來就請每位進行各五至十分鐘的發言,然後開始休息;休息之後,如果有問題可以再繼續討論。
    我必須在這堹S別感謝曾建元教授,雖然他現在沒有在座,但其實他是幕後策劃者,才有我們這個會議,還有臺灣中國青年團結會在背後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剛才李所長提到,政黨有機會執政,但不可以永遠執政,才是民主社會的標誌,這句話說得非常精闢,中國民主黨是「要從選票箱裡爭取執政權」的政黨,不可能再效法中國共產黨「槍桿子裡出政權」。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在這裡指的是執政權,而不是改朝換代的奪政權,「奪得政權坐天下」這種思想在中國大陸應該一去不復返;當然這天的到來,在中國大陸還要時日。今天不是講這個話題,只是做個補充。
    我剛才提到,一九五七年時我還是個小孩子,住在東北長春一所很著名的大學裡,這大學叫吉林大學,原本屬東北大學,學校埵酗@個日本人留下的神社,

相當於廟宇,後來作為學校開會的地方。一九五七年時,當時學校的校長兼中共黨委書記、即後來很有名氣的匡亞明(文革後任南京大學校長【1978-1982】)給它掛了一塊牌子叫做「鳴放宮」。這個「鳴放宮」的辭,可能臺灣的朋友不大知道,這就是要大家能夠放開說話的場所。我那時候不大懂,現在回憶起來才知道,共產黨開始時是讓人講話的,甚至鼓動人們講話;之後,再讓一些人去批判講話的人,把講話及批判的大字報都放在宮裡頭,故叫做「鳴放宮」。不管是鳴放講話或批判,其實客觀地說,大家都是比較主動的,並不是所謂的共產黨拿著槍桿子在後面逼著要你必須表示不同的看法和意見。當時是號召人說話,鼓動得讓人坐不住,而非得說話不可,後來再去批判這些言論。比如說,我們能向蘇聯學,那為什麼不能向英美學,這就是所謂的右派言論。後來的批判的人也是非常主動的、積極的。那這麼說的話,反右派也不唐突啊!也不覺得受壓迫,能愉快地講、甚至積極地去批判,怎麼你們現在都說反右成了共產黨的罪惡,那麼痛苦?
    痛苦主要是後果。後來,被打成右派的都戴了二十二年有罪的帽子,右派知識份子既不可以再教書,右派學生也不准讀書,皆變成最窮苦地方的農民,右派的孩子受株連,也成了最受罪地方的孩子,連托兒所都上不了,這是最痛苦的事。
    今天,我要說的話題是毛澤東有何本事能這樣。我找了很多資料、想了很多辦法,都沒有找到特別確切的解釋,可能毛澤東不會留下讓人能輕易就破解他治國手段的文字吧?所以,我用一個廣泛流傳的小故事來破解毛澤東的治國手段,試試看能不能做到?
    據說有一次,毛澤東和他的最重要的幾位戰友一起聊天,當時有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毛澤東出了個題目考他們:都說貓是不吃辣椒的,有何辦法讓牠吃?朱德是個比較厚道的人,他說,貓不吃就不吃吧,何必勉強;周恩來滑頭,或者說是有「智慧」,他說將辣椒包在魚肚裡,騙貓吃;最狠的是後來被毛澤東打倒、致於死地的劉少奇,他說,拿筷子將辣椒塞進貓嘴堙A不就吃了嗎!毛澤東答道,這些辦法都不高明。那有什麼好辦法呢?毛澤東的辦法是,只要將辣椒麵抹在貓最敏感的部位——肛門上,貓受不了辣灼感,便會去舔,不就吃了嗎。他的方法可謂惡毒且不雅。這故事也許是杜撰的。但這故事最能讓我們清楚毛澤東的為人之道、治國之道,實踐中他就是這樣治人、治軍、治黨、治國的。
    剛剛幾位先生的父親有是地主的、有是資本家的,也有來自馬來西亞有資產的華僑。這正是共產革命的藉口。
    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Marxism)為理論基礎的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至今不但寫在他們黨章上、而且寫在中國的憲法中。我們在中國大陸,從小就被灌輸這些。
    馬克思主義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哲學部分,即辯證唯物主義;另一部分是歷史唯物主義。那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就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一定會分為五個階段,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聯共(布)黨史》更是認為這樣,中共就完全接受蘇聯共產黨這一套。首先,人是猴子變的,而且是定論,不容懷疑。
  當然,人是誰造的,是不是上帝,可以置疑。但是,我至今不認為人是猴子變的。我認為,冥冥中有對人的起源起了決定影響的神秘力量。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起點就是——人是猴子變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第一個階段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那時的生產工具差,手段及能力也不好,故為狩獵的階段。這時,擁有權力的酋長和巫師就將多餘的東西,挪為己有。所以,馬克思主義說,人類社會的問題和罪惡由此開始,開始有人利用權力將東西據為私有。私有為萬惡之源。農耕社會,開始把土地和人、奴隸變為自己雇用的農民,就是封建社會;然後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被消滅之後,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最後進入最美妙的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一套理論,又被稱為階級鬥爭的理論。
  這套理論對年輕人非常有誘惑力,非常能打動他們。而且,讓他們堅信不移地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一定就是如此,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例外。這種認識,能奠定一個人的一生的基礎。讓人認為人類社會,就是應該這樣,而不會是別個樣子。其實,我們的不覺悟,就從這兒開始。
  這樣以來,問題就來了,就是凡是過去家境比較好的,有私人財產或是有條件成為文化人的都是罪惡。在軍隊也是如此,我也當過兵,也就知道毛澤東早年如何訓練部隊的,就是開會、開會、再開會。過去流傳一句話,「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當然現在中國大陸,共產黨也開始稅多了。共產黨的會議多如牛毛,從早到晚都要開會,連工人也要開會,每天工作完了,五點後不能下班,要開幾個小時會,才能回家。軍隊裡更是天天都要開會,天天都要談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剝削階級思想或是受資產階級影響的思想,要天天罵、天天說自己的不是,特別是家裡有一點財產背景的,這在中國大陸叫做「出身不好」。出生時,家裡有文化、有知識、有資產的,就會冠上「出身不好」的代名詞。我的太太的父親賀子騫是因為會友、教學來到臺灣的,她自己沒有過來,六十幾年來一直背著臺屬的包袱。毛澤東、共產黨從治人、治軍開始,到治黨、治國都是讓你自己去發現自己有某些按他們那套理論不好的部分,來自己罵自己、貶低自己;像那隻貓一樣,自己舔辣椒,自打耳光。這樣,自然就覺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好偉大,解決了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問題。於是,一般的人們已經不會再去看別的思想體系的書了、也不會自己思考了,完全依照毛澤東給的馬克思主義這套人類社會五階段論認識社會,也不知道有別的思想體系了。我們之所以後來有點覺悟,是因為偷偷看了很多圖書館的其他的書,知道各國思想家的一些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才覺悟了一點,要是不看書就天天聽他那一些,他灌輸得你「集體無意識」,就只能跟著他的思維方向走,就會覺得他說的都對。毛澤東說讓大家說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你會覺得太英明、太開明了啊!可是,一旦講了哪個領導不好的話,那話講出口後,就是罪惡。反對和批判右派的人,也會覺得這些右派不就是攻擊黨嗎?偉大的黨帶領我們通過資本主義階段、走向共產主義,那怎麼可以這樣批評黨的領導,所以也很自覺地起來反對右派。
毛澤東的辦法就是這樣,讓你自己罵自己、自己打自己。這種方法,一是搞得人們「集體無意識」;二是讓人自己羞辱自己,連一點自尊心都沒有了,一點屬於自己的思想的可能性都沒了,那這個社會還能夠發展嗎?中國大陸出不來大思想家、出不來大學者、出不來小說家,本來很會寫小說的後來都不敢寫了,連郭沫若這樣當年詩寫得很好的人,後來也都變成專寫拍馬屁文章的御用文人了。以說,毛澤東是用一種既非常可惡、又非常簡單的方法,來治理這個國家的。所以,我今天來講的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毛澤東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辦法,把整個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自尊全部打掉,整個民族的自尊都全部打掉了;一旦改革開放了,也就沒了道德底線,就變成金錢至上。這就是大家看到的,中國大陸所謂的經濟繁榮背後的陰霾的一面。所以,就像李所長剛剛所講的,「一黨專制」解決不了它的貪腐問題。當然,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貪腐問題,但相對而言,這種「一黨專制」的貪腐問題嚴重的程度是令人髮指的。所以,中國一定要走向民主化,對不起,我又把話題回到剛才,我們要討論中國是否可能民主化?我個人認為,就像一個水庫,一百多年了,從康(有為)、梁(啟超)開始,雖然他們是保皇派,但他們是主張政治體制變革的,起碼是君主立憲。所以,從康、梁開始,雖然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跟中國社會有過四次失之交臂,那個水庫裡所蓄的水量也到了一定的「高程」和「勢能」了,一定會成為澎湃的民主大潮,來沖垮中國「一黨專制」的堤壩。當然,我說的這個,不是中國大陸剛剛興建那個三峽水庫,因為三峽水庫有可能是個人為的災難。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討論這個問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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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新竹市政府市政顧問。
2001 臺大優秀青年獎,2002年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暨紀念陳同仁先生台灣研究博士論文獎,2011-2013 中華大學優良教師獎。
曾任: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
http://asiademo.org/b5/author/zengjianyu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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