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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未來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轉型正義觀點看中國共產黨反右運動五十年(下)

文 / 曾建元教授
【台灣法律網】


中共剝奪資本家財富並把工商大戶、知識大戶、民主大戶變成右派大戶 淩文秀:我來講工商大戶、文化大戶、民主大戶、右派大戶,因為材料比較豐富,今天就不能完全展開。 首先講共產黨、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掠奪。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是要趕盡殺絕的,一九五二年九月毛澤東就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消滅私人資本了。一九五三年,毛公開、正式地提出「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資產階級,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改造,就是消滅、就是公然掠奪、就是公開搶劫。 毛澤東不單剝奪中國人民的有形資產,連無形的資產也要剝奪光。例如,知識份子有了知識,他說你這個知識是人民給你的、是人民培養的結果,是共產黨的恩賜;所以你的知識必須還給人民,知識也要拿出來「共產」。你寫了一本書,你不能署名,必須寫集體創作,或者寫教研室,或者寫研究小組,或者更乾脆寫某工廠、某公社、某部隊。你搞了技術革新,那是你跟工人、農民相結合的勝利。你必須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要鬥私批修,要克服個人主義,不能爭稿費、拿獎金、計較職級、地位。所以,軍銜要取消,工程師、教授的稱號不許要了;大學畢業十幾二十年,還升不了級,加不了薪;還要統統趕到農村、五七幹校去勞動改造。 你一定要為人民服務,你不能有名利思想等。這種原罪非常嚴重及悲哀。我雖然不是右派份子,但陳愉林先生說我是半個右派。因為我也是共產制度的受害者。 今天在臺灣,我想講個和臺灣有點關係的右派份子。這個右派份子叫高寧遠,他的一家兩代三人故事,很能說明中共一夥的殘暴無情、滅絕人性的本質。 高寧遠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份子,送到雲南省彌勒縣的東風農場勞改 ,二十二年之後才得到糾正。為什麼被打成右派份子了呢?僅僅因為他父親在一九四九年被陳毅親自秘密派遣到臺灣去做臥底、當間諜,去為中共的「解放臺灣」作準備,但沒有讓妻子、兒子隨行,實際上是扣留妻子、兒子作人質的意思。陳毅當時是華東軍區司令員,是負責「解放臺灣」的前線指揮。開始的一年,華東軍政委員會還寄錢接濟過他母子的生活,以後就不管了;從此母子二人成了「潛逃臺灣的反革命份子的家屬」,備受歧視,真是有苦說不出。高寧遠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分到雲南省廣播電臺當記者,打成右派份子之後,自己去勞改,媽媽也沒有了工作,廣播電臺的房子也不讓他媽媽住了。一九六零年,高媽媽給當時是副總理兼外長的陳毅寫信,但也沒解決高的右派問題;一九六九年,高媽媽得了癌症,沒有人管她,只好跟兒子到勞改農場去「養病」,終於在一九七零年死去。一九七九年,「糾正」後的高寧遠到雲南大學當老師,前幾年也死了。 高寧遠在死之前的一九八九年託到臺灣去過的人,找到當時《臺灣新生報》總編輯;據介紹,他爸因為是共特在五十年代被抓了,應判死刑,但經朋友多方活動改判八年徒刑,刑滿釋放後不久死去;後事是一對當中學教師的朋友代辦的 ,高寧遠至死也沒到過臺灣,也不知道他爸埋在哪裡;他們一家三口分散後再沒有見過面,也無法見面。這完全是一個人為的悲劇,是陳毅及其中共集團造的孽。共產黨就是這樣地黑,這樣地絕情;它對真正的死對頭可能還有一點作狀的寬容(例如,毛澤東對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就非常客氣,甚至連尼克森的女兒、女婿都沾光;共產黨把張靈甫將軍的絕筆刻在山東省孟良崮當年陳毅部隊打死張靈甫的地方),但對忠心耿耿的同志(如彭德懷、高崗、周恩來)、對肝膽相照的朋友(如黃炎培、章伯鈞),甚至對自己曾衷心擁戴過的領袖(如陳獨秀、江青、胡耀邦、趙紫陽)則絕對心毒手辣。所以,跟共產黨跑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現在還在臺灣、香港、美國及世界各地為中國共產黨賣命的間諜、特務應該三思,應以你們老前輩的下場為戒。 這個故事非常悲慘,但是像這樣子的故事很多。我現在收集到的名單有一萬個左右,寫好簡歷(小傳)的有二千五百個了;堶惘釩雃h這樣血淚斑斑的故事。將來,我們要把這名單刻在像華盛頓越戰紀念碑那樣的黑色大理石上面。我們現在還做不到,但是我們已經把他們名字刻在網路上了。。 我們的網站叫做《自由人網》http://www.ziyouren.org/,我是這個網站的義工。薛偉先生剛才講了他媽媽的故事,我也要把他媽媽的名字和單位紀錄下來,寫上去。我現在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要一個一個的去追蹤調查。我今年已經六十五歲,準備再工作十年,看能不能做到五萬人左右,這是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我很想跟一個機構合作或是讓這個工作納入一個規劃當中去,這樣工作才能可能延續下去、堅持下去,資料、成果才能得到保存。 根據丁抒先生計算,全中國有一百多萬右派份子;當中有幾個右派大戶很典型。譬如大家熟悉的職業教育創始人和理論家黃炎培,他家有七個右派份子:三個兒子黃萬堙B黃大能、黃必信,兩個女兒黃路(張全平)、黃素回,一個女婿陳鏘(黃素回之夫),一個外孫王實方都被打成了右派份子,黃炎培本身在毛的眼中也是個不戴帽的右派份子。 甘肅省的教育家水梓,也是由知識大戶變成右派大戶的典型;一九四九年後他也風光過一陣,因為還有利用價值;到一九五七年,共產黨屁股已經坐穩,到過河拆橋的時候了;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指名讓他「放毒」,一開口就打成右派份子;長子水天同,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圖書館館長,就是在座的陳愉林先生的老師;次女、蘭州西北師範學院教師水天長,四子、甘肅省文化局美術工作室水天中,都打成右派份子;三女水天光,因是右派女兒,不斷受到歧視和打擊,文革中被批鬥、毆打,死在河邊,是自殺還是他殺,不得而知;三弟水枬,一九五七年八月留下「士可殺不可辱」的遺言離家出走,至今生死不明;這一家有六個遭殃。 川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鮮英本是民主大戶,大約在一九三八年就開始同周恩來打得火熱,他那座叫特園的公舘簡直成了土匪窩,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大會就是在這個特園裡開的;最後還把特園捐給了共產黨。就這樣,中共在一九五七年還是把鮮英打成大右派份子;子鮮繼堅、女鮮繼平,也一起打成右派份子。至此,鮮家由光榮的「民主之家」變成了右派之家;民主大戶變成右派大戶。 康心如是中國西南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他的銀行四川美豐銀行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他投資輪船公司、水泥、電力、自來水、印刷、毛紡、保險、煤礦等上百家企業公司。他雖然是蔣介石指定的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但他卻給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不少資助,康家被中共稱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中共秘密黨員,周恩來特意安排她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中共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重慶市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市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一九五七年周恩來還專門去看望過康心如兄弟,然而幾個月後中共就將這個「老朋友」變成了極右派份子。康家三代有康心如、康國幹、康國雋、康國傑、康宏道,加上康心之的女婿甘培根,總共七人打成右派份子。民國時代的工商大戶,到了人民共和國才風光了幾天,就成了倒楣的右派大戶。 湖南的語言文字學家楊樹達,有早年曾和毛澤東共同參與驅逐軍閥張敬堯運動之誼,中共建政後與毛曾多次見面並有書信往來;但他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婿、一個女兒、一個外甥女和外甥女婿也是右派份子;親屬中還有幾個「特嫌」(特務嫌疑)、反革命份子。 上海市把一九四九年前救過大批共產黨人的法學家楊兆龍打成極右派份子;把他的長子楊任遠(西安交通大學學生)、次子楊定亞(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女兒楊黎明(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同時被劃為右派份子,家財全部沒收。女婿陸錦碧(華東政法學院教師)也是右派份子。陸錦碧在青海被判了死刑,剛好碰到他的老師是青海高等人民檢察院的院長,把他救下來了;當天三個要槍決的死刑犯,只有他逃過一劫。我後來訪問楊兆龍的一個親屬,這個親屬講他們已得到政府很高的評價了,她本身也生活得很好了,所以不想再提這件事了。我聽了覺得非常悲哀,這就是我現在所進行的工作所遇到的困難的地方。第一是共產黨不讓他們講,第二是很多的受難者也不肯講。要是子女現在過得好了,就更不願講,不願講他們父親、母親的苦難了。 因為時間限制,很多東西無法與大家分享。總之,看到這些受難者,在他們還是天真浪漫,或者正大有作為的時候跌進了地獄,過了二十多年賤民的生活,甚至淒慘地死去;感到非常痛心,氣憤。現在我聽說臺灣有百分之四十幾的人贊成獨立,我是完全支持的。如果臺灣不獨立而變成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就一樣成為人間地獄。一講起來,話就很多了,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右派只有改正,沒有平反 陳愉林:關於我自己的經歷,我把它寫成一本紀實體小說叫做《天地良心》,一共有八十多萬字,這部書在香港已經出版。 本來我今天準備了三個題目,第一講在香港的右派情況;第二講我現在所正在編寫的一部叫《五七右派列傳》,第三講二○○七年紀念反右五十週年的回顧。因為世界各地舉辦了許多紀念活動,包括大陸的紀念活動。 現在我先講我們現在香港的右派情況。在香港,根據我們不完整的統計大約有十幾個右派。這些右派都是在大陸改正後進香港的,在改正之後通過不同途徑來到香港。現在有許多人已經不願意參加我們右派的聚會了;有的現在當了大老闆,從右派變成左派了;有的不願意再提過去傷心的事。現在我們在香港經常舉辦活動的四個半右派,這次來了三個半。剛剛淩文秀先生講他不是右派,但是他熱衷於右派的事情,所以我們把他當作半個右派。 還有一位因為他現在和大陸有些聯繫不願意過來,他是北大物理系的學生。香港的右派第一個特點就是相對來說比較年輕,都是學生右派。還有就是香港這地方比較特殊,它是一國兩制,就算現在是共產黨統治,但是還保持了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民主。所以香港現在是處於一黨專政跟民主自由的夾縫之間,所以可以鑽空子發揮它的橋樑作用。現在中國大陸的人可以透過自由行到香港去,很多從大陸來的人都會在香港買在大陸買不到或是無法出版的書。這些在大陸都是禁止的,所以大陸來香港旅遊的右派都願意找香港右派交流切磋。 第二就是香港的通信比較自由,在香港可以自由地瀏覽網站、可以自由地出版,這些在大陸都是做不到的。另外我們現在在香港的這幾位右派都喜歡寫作,像張成覺先生每天都要寫一篇文章。我現在每天都要寫一位右派的傳記。剛剛講的故事中,還提到謝雪紅,她是中共特別黨員。我們於十二月八日在香港也開了一個《生的權利──紀念反右五十週年、中國生態危機和維權運動》反右研討會,淩文秀先生在這次反右研討會上,提出在香港建立一個關於右派的聯絡機構,我們把他命名為「香港五七學社」,聯絡人由淩文秀先生擔任。我們現在主要在做右派名錄和右派列傳的編寫工作。這樣又多了一個平臺來收集右派的資料和平反的聯絡工作。所以我提議在我們這個會議以後可以另外研究一下怎麼開展這方面的工作,而且把香港和臺灣連結成一個平臺。 我要講的第二個題目是關於《五七右派列傳》的編寫工作,汪岷先生講得很好,現在中國人最大的問題、也是現在共產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讓你失去記憶、忘記歷史。這是共產黨統治的一個基礎,共產黨統治有二手,一靠獨裁,二靠欺騙。如果人一旦有了記憶、知道了歷史真相,他的統治馬上要垮臺。近幾年德國開展「讓我們一起寫德國歷史」的活動,在德國的一些城市裡放了許多「故事屋」,人人都可以在裡面記下自己的歷史。其中有個八十幾歲的老人,他寫了他父親和他幾個叔叔怎麼從一個普通的學者變成兇惡的魔鬼,把他們所認識的猶太人一個一個地出賣,都給槍斃了。所以我認為一個能正視自己錯誤的民族才是偉大的民族。因此,日爾曼民族是偉大的。可是中國的歷代統治者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共篡改和偽造歷史,更不用說承認什麼錯誤了。 中共官方承認,五七年有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知識份子被中共打成右派,如果再加上右派家屬,加上內控右派和中右份子,應該有一百二十萬。當時周恩來說過知識份子總數是五百五十萬,所以說中國有四分之一的知識份子是被納入右派的範圍的。 現在大陸,包括臺灣、香港出版的跟右派有關的書藉一共有三百四十多本。但是這些在大陸都是禁書,這些書籍所牽涉到的右派據粗略估統計也不過一千人左右。所以還有五十五萬多,或者說一百二十萬人的故事根本就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很艱钜,就是要把這五十多萬人的故事至少大多數要挖掘出來,這樣才能還原成完整的歷史。 那麼為什麼現在這些資料都找不到了呢?在我自己的改正通知書裡只提改正不提平反。中共從來不為右派平反,只承認是改正。現在我們說的平反都是不對的,對右派來說沒有平反這兩個字。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的學校黨委給我一個改正通知,這份改正通知也不是給我本人的,而是通過中共內部的機要交通,由打右派的單位傳遞到我現在所在單位。這是因為我後來當了領導之後利用職權偷偷地從我自己的檔案袋堜漭X來的。在我的右派改正通知裡,頭兩條是寫恢復我的黨籍、推翻我的右派結論等等。第三條是這麼寫的:「本人及其家屬子女親友檔案中有關他的右派材料,應予以撤除銷毀。」大家可以想一想,這意味著把你右派改正了,但是把你的所有涉案檔案材料全部撤除銷毀,也就是說你這個人當過右派的記錄不存在了。這樣一來,你這段歷史也不存在了。 北京劇作家杜高他是怎麼找到自己的右派檔案的?他是在舊貨攤上花幾十塊錢買到的。今天我們可以這樣推理:中共有通知要把他的右派資料撤除銷毀,我記得當時機關單位小金庫堛瑪就是靠大家賣報紙、廢紙之後得來的。杜高先生的右派檔案也跟著廢紙一起賣到舊貨攤去。杜高先生根據他買回來的右派檔案寫了好幾本書。 我講這件事的用意是想要說明為什麼現在右派檔案這麼難找,為什麼許多右派的材料都沒有了,尤其有許多中共黨內軍內高幹右派的檔案都不見了。我現在正在編寫的《五七右派列傳》和淩文秀先生編寫的《右派名錄》都遇到了同樣的困難。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會失去記憶、忘記右派這段歷史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共對於右派的資料採用毀屍滅跡的手法。 我們的發掘工作就接觸到許多敏感的、鮮為人知的事情。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留到以後再講,我現在先清理幾個問題。第一,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初巡視各地,巡視了二十幾的省份,所以在右派補課的時候打了十多個省部級右派集團。十多個右派集團的頭子都是各地的省長、省委書記。但是這些檔案現在都找不到了。第二,在中共高幹右派裡頭,大部分都是地下黨出身的。因為中共的白區和紅區是相互競爭的,毛澤東對白區的地下黨有十六字的內部指示,就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就是在反右的時候打了大量地下黨出身的黨內右派的原因。浙江省長沙文漢和他的太太陳修良都是地下黨出身的黨內右派 。陳修良還是中國三大女間諜之一。她是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打成了極右份子。夫婦倆都是地下黨打成右派的例子舉不勝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軍隊裡打了大量的右派。裡頭有一個中將,有兩個少將,有個大校還有許多校級軍官和尉級軍官,這些資料幾乎都銷毀了。所以說反右派不僅僅是反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對於毛澤東來說,他把反右派的主要目標鎖定在黨內的右派,黨內右派重點在地下黨和高層。這就是為什麼反右是跟文化大革命連在一起的,照毛澤東的話說,這些運動都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中共黨內也有民主派,軍隊裡面也有民主派,被槍斃的那些右派裡,有四個是黨內右派,軍隊裡頭被槍斃的右派最高軍銜是大校。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概念,可能至今還不為人知,在中共內部有一個非常特殊 、非常隱秘的階層,叫做「中共特別黨員」。中共特別黨員跟地下黨員是不一樣的。什麼叫中共特別黨員呢?一九三八年當時的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講過一句話:「凡黨員處於特別地位,而不過一般黨的組織生活者,謂之特別黨員。」一切有特殊地位之黨員,應該由高級黨委直接管理。中共特別黨員是一支第五縱隊。許多學者認為國民政府退到臺灣來,三大戰役不是輸在正面的戰場上,而是輸在中共特別黨員手裡。我舉個例子,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中共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張承宗,他發展了兩名特別黨員。一名就是大家知道的大資本家榮毅仁,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第二個是吳耀宗,他是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任,也是共產黨打入基督教、控制基督教的特務頭子。 另外我親身經歷過一個例子,二○○四年我到臺灣來出差,我的女秘書讓我到臺灣來替她找她的親舅舅,他也是中共特別黨員。他是臺灣基隆要塞金包里砲臺的上校司令孫經邁,一九四八年跟隨國軍撤退到臺灣來的,他是共產黨安插到臺灣來的一個棋子。萬一共產黨攻打臺灣,他的砲臺也會隨之媕野~合陣前起義。所以共產黨的厲害不在於它的統戰,不在於它的解放軍。它厲害就厲害在這一支第五縱隊。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再多談了。關於中共特別黨員,是我當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有一位老師他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但是不敢發表。所以我後來跟著他研究下去。我曾經幫他寫過關於中共特別黨員早期的歷史。 由於時間關係,第三個問題反右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回顧就不講了。我的有關文章〈挽回反右的歷史記憶〉將發表在香港《開放》雜誌二○○八年第一期上面。我們千里迢迢從香港過來,希望能和臺灣的同袍、老師以及同學多做交流,我們能將這些研究的成果奉獻給大家,為的是「恢復記憶,保存歷史」。 黨國教育掩飾專制本質 李酉潭:謝謝,我們真的覺得收穫良多,而且其實應該將這變成一天的學術研討會比較恰當。很抱歉,不過容許我變更一下議程。今天來了一些老師及同學,時間蠻緊湊的。所以我是否可以問問各位,除了老師及三位還沒發表以外,有沒有意見要表達的。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剛才已簡單介紹過魏老師,另外這位是陳興國陳將軍,他是我們這邊中將退伍,現在正唸博士班,他叫我老師,我在他面前真是不敢當,他是我的前輩。你看他今天默默坐在那裡,除了剛才有點事情出去以外。他曾經擔任總政戰部執行官,退伍後才考進博士班,現在二年級。陳將軍您看看是否有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當時您是從事軍方工作,現在來聽這個,一定很有感觸啊。在座的各位,我們現在開放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或是特別意見想要表達的。我們有兩個教育學系博士生上我的課,有沒有?坐在最後面的那個也是我們博士教育所博士班的同學,她叫張家惠。有沒有意見問題要表達的? 張家惠:之前我有看過一部中國大陸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是第三十三屆金馬獎的最佳華語劇情片,由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改編。它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所幼兒園,描寫文革時代教育管理的狀況,其實在現在的幼兒園還存在這種狀況。看到那樣子的狀況會覺得,如果是現在已經進入所謂國際化的美式教育時代,幼兒園還是持續這種狀況,整個中國大陸的教育還處在專制的階段,甚至是用軍事化的管理方式,那麼中國大陸的前景是不樂觀的。我想問關於中國教育的問題。 徐文立:謝謝給我這樣的機會,我要補充一點。 反右運動原本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五十週年的紀念會議,卻只能在美國、 在香港、在臺灣召開,這是我們中國民運人士也是中國人的悲哀。除了感激臺灣朋友,我們也同時感覺到悲哀。   中國大陸情況的變化如何?因為我畢竟離開了五年,而且五年前多次坐牢,搞來搞去十六年都是在監牢當中度過的。所以,對外界的情況,我說老實話,並不是非常清楚。從一九八一年直到二○○二年,我在外面的時間很短,前後也只有五年的時間,大部分都不在,所以我不敢說我能準確地回答你這個問題。對於王朔,我有點好感又有點惡感。好感是因為他把中國的文化、文字變得活潑了、變得比較通俗了,但是他也有很多不潔的東西污染了中國的文化,這是我對他的看法。中國對小孩子開始的那種軍事化的教育、或者那樣的制式教育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一定還存在,否則就沒有李所長敏銳觀察到的「連爺爺」遇到的那樣歡迎。這是非常機械的,到什麼程度呢?美國總統尼克森第一次到中國訪問的時候,那天飄著大雪,中國軍隊的戰士是趴在地上保護他,一路從北京城一直趴到八達嶺,幾米一個士兵或軍官,從北京城到八達嶺這距離是相當遠的,也許是從臺北到桃園吧!他們一路就這麼趴著,然後又有一些小孩子穿著小裙子迎著風雪,在長城上面歡迎美國總統,美國人覺得奇怪,怎麼會有這種景象?他們中共就是這樣子搞。現在,就我知道的,中國大陸現在的教科書很多內容還是幾十年前那一套,這就很可怕。譬如說,現在大陸學術界已經比較清楚了的一些問題,比如中國自秦以後,實行的是皇權專制而不是封建社會、不是封建統治。但是,中國大陸直到現在大學的教科書還這樣講:自秦以後,中國是封建社會。這不僅是個學術的問題,而是中共為了避免將它的專制與自秦以來的皇權專制聯繫起來看問題。中國自秦以後,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縣式,雖然鄉間還保留了族紳為領袖的宗族自治(一九四九年共產革命之後,大陸就完全沒有了宗族自治),但是已經沒有真正的「分封建制」了,有異姓王和同姓王,特別漢朝之後那些異姓王和同姓王更沒有了權力,沒有自己的領地、稅收,也沒有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報告朝廷隨便走出自己的宅院都是犯法的。中國自秦以後,沒有了封建社會,而是皇權專制社會,然後演變成一黨專制社會。這實質,必須講清楚,這是一脈相承的、專制的東西。   當然,有關這方面學術的問題還可以探討,我們不能說這一定就是定論。但起碼說,秦之後不應該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只是中國周朝和之前有過。   這個我知道,我不知道的就不能回答你。我知道從教科書的角度上來看,中共統治的一套方法,和由孩童時開始灌輸黨國思想和軍事化的東西,這問題很嚴重。還有軍訓這種東西,小孩子不懂,他只覺得很好玩,中國大陸是給予無形的控制。共產黨一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對於臺灣,不管臺灣選擇什麼樣的前途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而且對全世界的和平也是一個威脅,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一定要在中國大陸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 民主化培養民主文化 李酉潭:謝謝,徐教授的一番話也給了我們一些啟發。中國的確是皇權專制而不只是封建專制的。我最近到黃山去,他們還是強調以前是封建的社會。我本來以為文化大革命是解構封建社會,但連解構封建社會也是另一種解釋,它根本就是怕人家想到皇權就是延續到共產專制。臺灣早期民主化也沒有那種條件,也還是戒嚴,教育還是很封閉的。我一九九六年待在美國時講了一句話,「民主化培養民主文化」。一個社會絕不可能說全部有民主文化後再來推動民主政治,這是不可能的,應先推動民主化再來培養民主文化,先政權解構後再來訓練民主文化,臺灣目前正在做這件事。我現在正要編《公民與社會》的教科書,也就是說臺灣這幾年教育解嚴,要重新詮釋一套符合自由、人權、民主、法治與憲政主義的民主文化。也就是說,改變專制政權容易,但要培養民主文化可能是需要三、四十年的時間。反對黨如果配合中國大陸,裡應外合,政權一下子就被推翻了。我之前的那篇談民主化的文章〈臺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未來的民主化——以杭亭頓的理論架構分析之〉說過,鼓勵中國主動推動改革,希望先幫胡錦濤規劃如何早日能民主化。如果他不民主化,也許哪一天就像某些國家,一夕之間就被反對黨推翻,那中國只是更動盪,但他如果改不動,也只有這一條路,那也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 右派的界定和政治觀念無關 魏玫娟:我今天是來學習的。就我所知,中國的思想界和社會的一些辯論,基本上是新左派和右派之間的辯論的。在今天中國的脈絡之下,我會很想知道當各位在講所謂的右派,它所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核心價值和概念,那這些核心價值或概念是不是目前左派和右派的辯論所沒有涵蓋的?還是事實上某些部分是被右派所宣揚跟強調的?在今天中國大陸、特別是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去講中國共產黨反右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想知道,各位老師當你們說自己是右派的時候,你對自己的瞭解為何?   李酉潭:我先補充一下,魏老師她是研究政治文化的,當時有五個老師在應徵本所教師的工作機會,她在介紹她的研究領域時非常深入,因為文化研究是最困難的,所以剛剛那個問題也就是牽涉到文化的問題,不曉得哪位願意為魏老師作一個回答? 徐文立:現在所謂的五七年右派,不是自己真的是右派、左派、或什麼派。在某種意義上,當時的年輕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派,這個「右派」的帽子,是毛澤東共產黨扣上去的,和他自己的政治觀念沒有關係,甚至現在來看,有很多所謂右派的言論是左派的。從學術上來分別,這個右派有可能完全是政治上的左派,所以這個東西要搞清楚。然而,現在討論這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呢?共產黨的罪惡不能忘掉,為的是終結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為這樣的理想去做,所以我很同意剛才淩文秀先生說的。我現在領導的除了中國民主黨,還有一個關注中國中心(Caring for China Center; CCC),如果有中山所(國發所),還有你們,三家搞一個比較像樣的網站,追懷中共統治下的死難者,做這樣一個大的工作,不但有學術意義,更有政治意義。 另外,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知道,因為中國大陸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之後(實際上是不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貧富差別在畸形地擴大,有一些人甚至認為毛澤東那時候的做法是比較平均的,他們不知道毛澤東那時代的不平均是被掩蓋的,這往往被忽略了。所以新左派往往過份地去強調毛澤東所謂平均這一面。另外一個學術上的問題,我本人並不認為,世界上曾經存在著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或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我同意可能有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但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作為政治制度來施行。作為一個主張或主義,可能在某些地方比較強調,但我從來就不認為有過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或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這個學術問題,今天也沒有時間去討論了。連中國共產黨從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非常注重資本,它從前蘇聯拿了多少錢啊,才能將這個黨維持下來。它從來認為資本很重要,並非不重視這個東西。所以從原始的資本主義理論來看,資本是很重要,它可以買勞動力、買原料、建工廠等等。 以上只是個人從學術的角度上來看,對這些問題的涉獵,只是一種興趣,或是一種敏感,而沒有真正的研究,但我個人認為,人類社會並不存在過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至於左派、右派或自由主義的辯論,我覺得特別要弄清楚,右派是共產黨給它的一個帽子,並不是它的本來的政治面目。 陳詩:我覺得他的問題非常好。我們這些老右派當時怎麼看待自己,現在又怎麼看待自己?我們都是忠於共產黨的革命派,什麼左派、右派我們根本不懂的嘛!但是今天來講,其實我們當時是百分之百所謂的左派,經過二十幾年的勞動改造,我們反成為百分之百的右派。實際上我們這些人要的就是民主和自由,誰管他扣多少帽子!我們所要追求的價值的真正核心,是人權、自由、民主。 李酉潭:我們還有一個教育所博士班的同學,這三小時的會議也是配合《民主與人權教育專題研究》一門課來進行,所以我想問博士班的同學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出來。 蘇鈺楠:我是教育博士班二年級的同學,我叫蘇鈺楠。我其實上李老師的課之前對這些問題並不是很瞭解,我覺得今天來上這堂課真是感觸良多。臺灣年輕人其實也不會去思考這些問題。我對大陸的瞭解通常都是網路上或是偶爾和一些大陸的年輕人接觸。今天我才知道也有政治上的反對黨。 讓臺灣能夠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李酉潭: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不用擔心什麼派別,也不用擔心什麼言論,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也不必再強調說要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因為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個角度來講的話,中國當然沒有這種環境、這種空氣。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曾經有法治之下的自由,但香港到現在從來沒有全面普選過。因為民主的定義是,可以透過選票爭取政權,這是核心定義。民主的定義就是任何政黨都可以透過公平、公正、公開與自由競爭來獲取執政權 ,尤其是政治領袖和立法代表。所以英國很後悔在跟中國大陸談判要歸還香港前 ,應該要實施普選,那現在香港就會不一樣。英國從來沒有讓香港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它只有讓香港享有法治下的自由。臺灣現在享有這一切,卻又和美國不一樣。美國是建立兩三百年的一個大國家,而臺灣是一個新興的,又存有中國五千年的法統、正統、道統與大一統的觀念,從堯、舜、禹、湯到孔子,而後有孫中山、蔣中正。在臺灣有些人仍在維護這些法統、正統與大一統的觀念。未來臺灣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多元化社會,可能就要朝著打破這些觀念的方向前進。臺灣需要向香港學習法治,臺灣不是什麼都好,若臺灣土生土長建立的民主不能做的好,那將來如何作為中國的借鑑。我們說如果香港是大陸自由的殿堂,那臺灣就是中國未來民主的櫥窗。我現在正和中國大陸談,希望他們能尊重臺灣學習自由民主的這一套,看看華人世界能不能實行西方自由、人權與憲政主義的這種文化及民主政治。我們也尊重中國大陸,如果不要西方那一套,我尊重你去走,那你能不能走出一條路出來,若能走出一條非西化式的自由民主政治,我們當然也很高興。所以不要打壓臺灣,讓臺灣能夠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今天的座談會美中不足的應該是意猶未盡,但我還是要控制時間,不要讓今天有來上課的同學拖太久,所以變更一下、熱絡一下,讓這個活動變得更有意義。藉由這個管道,未來希望我們還有機會能進一步交流。 剛才我也幫大家安排下午的活動,要去參觀陳文成博士紀念館。我先介紹一下陳文成先生,他是個數學博士,年輕時在美國教書,後來在臺大圖書館發生慘案,如果他當時沒有死的話,除了李遠哲,臺灣可能就會有第二個諾貝爾獎。等一下如果還有機會再來安排尚未發言的三位,這個部分先告一個段落,以上課來講時間已經超過十二點了。我們是不是先請徐主席為我們講幾句話作為ENDING。 徐文立:沒有話再講,只是感激,特別是我也到過其他一些國家,但是像臺灣對於我們這些異議人士這樣地厚待且照顧周到的,應該是沒有了。所以我只有感激,也感激大家能夠來與會,我們還有機會用各種方式再和大家聯絡,謝謝大家。 李酉潭:我們今天的座談會就到此結束,未來有機會我們再來看要辦怎樣的研討會。他們幾位也有一些資料要給大家,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我們大家期待未來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取得執政權的機會,我們期待未來有這樣的一天,謝謝。 答問: 中國民主黨的發展策略 問:能不能談談這次來臺灣的一個想法?身為大陸第一個反對黨,踏上臺灣這塊土地,是希望藉由臺灣過去在民主發展上的經驗,是學習和延續到中國大陸 。過去這幾天您在臺灣您的感覺是什麼?在大陸要結束一黨專政,你們要怎麼做和有什麼樣的方法? 徐文立:首先要先感謝中央通訊社,因為我這次來臺灣先是被困在香港,中央社及時發的內容非常準確。這次我去香港,也是想嘗試一下能不能進入,沒有時間跟他們打聲招呼,也沒有時間去申請,只是想短暫地觀光旅遊一、二天,而且名字用的是拼音,但還是被阻隔了,所以進入臺灣的日子提前了。   我們這次來臺灣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因為臺灣的民主化過程,可能是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化最相近的一個參考範本,其他的國家和地區是沒辦法相比擬的。因為臺灣,曾經是國民黨從大陸的一黨專制延續到這兒來的,這樣的情況自然跟中國大陸很像。我也常跟我們邀請方的朋友說,我們是作為中國大陸的政黨組織或是反對黨組織,接受正式邀請訪問臺灣的。所以我剛才講了,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和臺灣有相當程度的相似,來到臺灣觀察,當然和沒有來過是不一樣的。   中國共產黨非常善於搞宣傳,現在他們也以某種手段侵入到臺灣的媒體層面,所以就有條件不斷地用雞蛋裡挑骨頭的辦法,來挑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中、競選過程中的所有瑕疵。所以,我想告訴臺灣的朋友要瞭解和識破中共這慣用的伎倆和手段,共產專制的統治手法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欺騙,另一個就是鎮壓。欺騙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手法,中國大陸的媒體,中央電視臺有一個重要的節目叫《海峽兩岸》,現在他們又巧妙在香港建立了鳳凰衛星電視臺,談臺灣的競選、民主、甚至生活百態;他們最巧妙的辦法,就是用臺灣的許多名嘴來抹黑臺灣,確實能在一定程度達到顛倒黑白的作用。   民主政治,一定會有非常多的瑕疵,否則它不是民主政治。但它卻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它整體是朝著每個人活得更自由、更有尊嚴的方向發展。可能因為人類本身所具有的惡性,人類社會本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可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憲政民主可能是人類能選擇到的一個最好的政治制度。實地到了臺灣,看到的臺灣,就跟他們抹黑或想像中的大不相同。應該說,臺灣的民主過程歷經了無數的波折,發展到今天,成熟不成熟,最重要的標誌是看它是不是尊重每個公民的人權,是不是尊重法治;是不是做到了,沒有一個個人或是政治團體可以淩駕整個社會之上。來到臺灣觀察到,或是原來觀察到,臺灣的政治團隊在做任何行動之前,它要盡量可能不違法,哪怕有一點點越位,都不能太過分。著名的凱達格蘭大道使用的問題,綠營、藍營、紅衫軍都不能為所欲為,到了法治的邊界時,大家都不敢踏過;連執法者在這個時刻,也要謹守法紀,舉個牌子,告訴你不要再前進了,或者動作過分了。   另外,可以看到臺灣民眾言論的多元,不但可以批評現在的政客,連陳水扁都可以罵,你看中國大陸可以嗎?做不到。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就是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就不會有百分之百的人都投入政治,這是個正常的社會。你看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把一個家庭的全部人,孩子、老人全部都捲入。健全的民主社會,或說健全的人類社會,不需要全部的人都捲入政治。我喜歡管就管,我不喜歡管,就不管;我喜歡跟你談就談,我不喜歡談,就過我自己的生活。   另外,我也不客氣地說,我從桃園到臺北,可以看到一些建築比較老舊,本島基本建設的空間很大,可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一點就可以不依賴中國大陸嘛。比較老舊,我瞭解是急速工業化時,不可能把每個建築物都弄得那麼漂亮,現在重建就比較困難,土地已私有,不像中國大陸的專制,可以完全不顧原居民的利益而隨心所欲。   但深入臺灣去看,國家音樂廳的裝潢、設施都非常地現代,賞心悅目,我昨天聽的臺北世紀合唱團可能是業餘的合唱團,可能是我孤陋寡聞,沒聽過那麼好的業餘合唱,說明臺灣的民眾的生活,已不是有壓迫感的生活;人民享有的自由程度、文明程度,確實是比中國大陸高,這是中國大陸需要向臺灣學習的。中國大陸人說「不客氣」,臺灣人愛說「沒有啦」,可能認為這一點小的幫助,微不足道,就會說「沒有啦」,比較溫馨,這是我沒到臺灣前,無法感受到的。   我相信臺灣能從一個一黨專制的社會變成民主社會,中國大陸六十多年的束縛,一定能鬆綁。我跟一位《中國時報》的記者談過,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為民主奠定了物質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那也無法使民主的大廈建立起來;市場經濟,最後是一定會走向這條路。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鄧小平放開了市場經濟,只是他當時並不想政治上也走上這條路,是被迫的。但實際上,是在掘他們自己的墳墓。   我們在中國大陸開創中國民主黨的時候,領導人都有雄厚的民主理論的基礎,他們富有獻身精神,分佈在中國大陸二十八個省市。在被審判的過程當中,很多的中國民主黨的黨員就高昂著他們高貴的頭顱說:「我就是中國民主黨員!」出獄後,矢志不渝,不怕中國共產黨再迫害,現在有很多的人公開地打著中國民主黨的旗幟在中國大陸活動。   我們黨現在在中國大陸的政策是:「廣交友,不顯社」,我們曾經從「廣交友,不結社」,到「廣交友,緩結社」。所謂「不結社」其實就是結社。不結社,那交友做什麼呢?「社」其實就是黨。一九八○年春節期間於武漢召開過一次會議,就準備建立中國民主黨,然後在一九八○年的六月十至十二號於北京的甘家口旅館又召開一次會。一九九八年正式建立中國民主黨,先從浙江的杭州發起。只有這樣結成一個政黨,才有可能有組織地對抗武裝到牙齒的中共政權。   中國民主黨的領導人大部分都坐過牢,都受過煉獄的考驗。現在大約還有二十幾位在獄中。我們也會不斷地變更鬥爭的方向和策略,甚至環保議題,都有我們中國民主黨人的參與。現在,我們特別注重網站的建設,國際網路在某種意義上是無中心的、是打不爛的。換個方向說,就是它堵不住,不管是用五萬網警或是金盾工程都堵不住。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特別是法輪功的朋友們,他們有很好的創新的手段去攻破它們。所以,我們也號召我們的黨員,跟共產黨打一場持久的專制政權一定打不贏的網路戰爭。用這樣的方式把海外民主的理念和資訊送回國內去。在中國大陸,我們可能側重於為弱勢群體服務,因為這不但符合我們的民主理念,中國民主黨更講究的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就該這樣做。另外,他們如數眾多,可能成為我黨成功的基礎。另外,我們也注重透過市場機制而串升起來的新興的企業家,他們已經有很好的管理經驗,和自主發展的經驗,當然我們不一定能馬上就把他們吸收進來,我相信,他們的理念是和我們一致的。   現在,中國大陸也有許多有思想的年輕的理論家,他們已經開始特別注重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所以,我覺得中國有了一百多年追求民主的歷史,還有中國民主黨這樣的獻身精神,特別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的矛盾愈來愈尖銳,中共的貪腐越來越嚴重,所以一黨專制不會不倒臺,中國民主政治不會不實現。   我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不能實現中國民主化,那並不重要,我為此付出、為此努力了,我心滿意足,我相信中國總會有民主化這一天。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模式 問:您覺得大陸要民主化的時程還是需要一段相當長時間,您覺得…… 徐文立:共產黨也有它的一些選舉措施,在本質意義上,都是假的。所以,政治轉型是必須的,才可能實現全社會的民主。就像臺灣一樣,首先要解除的是戒嚴令,先解決反對黨不合法的問題。只有這樣的問題解決了之後,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選舉。 問:你覺得中國的民主比較可能像臺灣這樣一步一步慢慢走,還是向前蘇聯那樣? 徐文立:從目前來看,只要共產黨頑固,政治改革一定不可能,突變倒是有可能。但是,目前我個人判斷,共產黨、特別是他們領導人,他們感覺很良好,甚至認為自己是全世界的榜樣。最可怕的是,這些領導人是喝著毛澤東的奶汁長大的,完全就是那種思維方式。除了因為他們已經成為權貴利益集團,胡錦濤也就這樣的一種水準,一九八九年西藏發生了一些問題,他就帶著鋼盔到第一線去領導鎮壓。像他們這些人,一黨專制的慣性,是非常頑強的。雖然他們已不像北朝鮮那樣家族式的統治,但是他們很怕在自己手裡把政權丟掉,所以他們現在越發地頑固,不斷地發展自己的軍力、軍權。   但是,用極度廉價的勞動力,來發展經濟的情況之下,突發事件的可能性很大。我們也非常擔心突發事件,讓整個中國失控或大亂。所以,我們希望能在中國社會起到良性的、漸進的、和平轉變的作用。只要共產黨願意,可以跟他們共同營造一個民主社會。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到這種趨勢,也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有這種覺悟。所以,以目前情況來說,突發事件的可能性比較高。 附件 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 發起者: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受害者 發起日期:二○○七年三月三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 我們都是在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受害者。 眾所周知,五十年前所謂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冤案。這場運動逆轉了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嚴重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嚴重的災難。它不但把五十餘萬熱愛祖國、獻身建國大業的知識份子和幹部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對份子,使他們備受淩辱煎熬達二十餘年;而且以關心國家大事、說真話有罪,說假話受獎的大量事實,在全社會形成了不敢談論國事、不願講心裡話、彼此虛偽、相互戒備的惡劣風氣,戕害了中華民族仁愛信義、知榮知恥的優良傳統,嚴重地敗壞了道德風尚,破壞了社會和諧。更為嚴重的是,反右運動摧殘了做人最基本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使我們的民族喪失了創造活力,人們為半個世紀以來我國科技、經濟、文化、藝術、學術等各個領域產生不出大師級的人才,不能攀登世界科學、藝術高峰而深深憂慮。 只有能夠進行深刻反思、認真總結歷史教訓的民族,才能看清未來,創造未來。但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有關主管部門卻非法管制言論,不准人們談論反右等錯誤的政治運動,不准人們進行反思,以求得所謂的穩定。展望二十一世紀,世界在競爭中發展,在走向全球化,這正是我們民族振興的大好時機。科學、文化的發展歸根到底靠人才,靠人才的創造活力。我們不能再用那種使全民族都得健忘症的愚民政策,繼續麻痹我們的創造活力了。必須喚起我全民族,特別是知識份子、科學家、藝術家的創造精神,重振我們具有光榮傳統的偉大中華民族。因此,我們迫切呼籲: 一、開放言禁,允許人們用多種方式反思、總結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找出和挖掉產生錯誤政治運動的根子,用制度來保障我國的民主進程。 二、中央以適當方式,鄭重宣佈反右運動是完全違反我國憲法的錯誤的政治運動。不能讓我們的共和國史上留下所謂「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缺點是擴大化」這樣自欺欺人的歷史笑柄。 三、對於在反右運動中遭受開除公職、強制勞改、家破人亡等摧殘而至今仍處於困境的知識份子和幹部,在物質上給予必要的賠償,至少使他們能夠得到安度晚年的合法權利。 我們深信,真心信奉「三個代表」,倡導「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的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所有正直的有識之士,都會贊同我們以上合法、合情、合理的呼籲。 靜候示覆,不勝企盼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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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新竹市政府市政顧問。
2001 臺大優秀青年獎,2002年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暨紀念陳同仁先生台灣研究博士論文獎,2011-2013 中華大學優良教師獎。
曾任: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
http://asiademo.org/b5/author/zengjianyu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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